《批判满清是中华全面复兴之必要条件》第82章

欲’则专指过分追求利欲，违背道德原则的欲念，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并不是去除一切‘人心’一切感性欲望，而是以道德意识克服违背道德原则过分追求利欲的意识。”　
……因为理学家的主张实质不过是把人的欲望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而不可让其过度放纵。如果以此指责理学，那就相当荒谬了，难道在现代，我们就鼓吹放纵人的欲望？难道在西方国家，官方宣扬的道德伦理是鼓吹纵欲的，是不约束人的欲望的？只能说胡扯。
更何况从程朱理学创始人以及明代诸多理学家的言论行为来看，他们所谓的“存天理，灭人欲”，其矛头锋芒主要是指向君主帝王统治者等统治者，而不是指向被统治者。
为了说明这点，我们不妨列举几个重要代表人物的言行。程颢曾经对宋神宗说“人主当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当为卿戒之。’及论人才，曰：‘陛下奈何轻天下士？’神宗曰：‘朕何敢如是。’”
……朱熹选编的《近思录》中二程说的话“行一不义，杀一不辜，有所不为，有分毫私便不是王者事”，这同样是对统治者说的话。
朱熹自己的一段话能更充分的说明问题。朱熹在写给别人的一封信中说：
“老兄视汉高帝唐太宗之所为而察其心，果出於义耶，出於利耶？出於邪耶，正耶？若高帝，则私意分数犹末甚炽，然已不可谓之无，太宗之心，则吾恐其无一念之不出於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藉义以行其私，而当时与之争者才能知术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义之可惜，是以彼善於此而得以成其功耳。若以其能建立国家，传世久远，便谓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败论是非，但取其获禽之多，而不羞其诡遇之不出於正也。千五百年之间，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公、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间也。”　
在这段话中，历来被歌颂的英君明主汉高帝唐太宗，在朱熹看来都不过是“假仁藉义以行其私”，笼罩在帝王身上那层神圣高贵的面纱，被朱熹毫不留情面的撕了下来。既然中国历史上最英明最圣贤的君王都不过如此，那么其他皇帝如何就更可想而知了。应该说，朱熹的话已经是从根本上动摇了君主专制的理论基础。
2。满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歪曲和篡改
通过尊崇程朱理学的方式，只要把程朱理学的灵魂核心阉割掉，置换掉，那么程朱理学所具有的严密性，趋同性，以及稳固性，反过来可以为维护满清统治所用。而同时，以清廷褒奖宣扬的官方面目而出现的程朱理学，本身就足以让大部分潜在的反清知识分子感到反感，并进而疏离厌恶，这样程朱理学就真正被清廷所垄断，不可能再对清廷造成任何实质性的威胁。
满清通过尊崇程朱理学的方式，本身也就连带把王阳明心学消灭，将心学可能有的进步作用化解于无形。……它们通过推崇程朱，来消灭程朱，架空程朱，把程朱理学阉割成为他们所用的奴才哲学，而同时也顺带消灭了陆王心学。这样一来宋明两大思想成就，理学与心学在满清统治下被全盘瓦解。　
从前面诸多事实的介绍与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批判的封建糟粕其实更多的是批判满清阉割、歪曲的文化。鲁迅先生说“满清杀尽了汉人的骨气廉耻”。他所批判的“吃人的历史”实乃满清遗毒；五四先烈的文化革命本是要革“辫子文化”的命；真正的汉族文化早在三百年前便戛然而止了。传统文化自然有糟粕，但不应遭到全盘否定，尤其文革继满清之后给中国文化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在现今多数人对儒家文化的误解和鄙视中，相当一部分甚至很大一部分是满清统治者歪曲的。如著名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一直被说成是儒学教义，常被某些人“义愤填膺”地用以揭批宋明理学、讨伐孔孟儒学的把柄。但是查遍儒家经典、朱熹理学著作，并没有此话的出处，孔子、孟子更没有说过。　
儒家经典教材《左传》对于“君难”的看法：“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　就是说国君为了社稷国家去死，死得其所，我们就应该与之共同赴难，如果是为自己的私利而死，死的就不得其所。这就是儒家对于君臣生死问题的态度。《孟子》有曰：“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　按儒家的看法，君权并非至高无上，在君权之上，还应该有“道”。对于德高望重的得道贤人，君主应该恭敬如师，不能以臣子对待。
曾子犯小过，斩断了他父亲曾皙以吴国觅来的瓜种，曾一怒之下用锄柄将曾子打昏了。曾子苏醒后问父亲：“刚才我犯了过错，您教训我，没累着吧？”之后回房弹琴而歌，好让父亲听见，表示他挨打后没有不适。孔子则说：“今参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殪死既身死而陷父于不义，其不孝孰大焉？汝非天子之民也，杀天子之民，其罪奚若？”　也就是孔子知道后批评说：一点小事，曾皙不该暴怒杖罚，而曾子也不该委身以待杖罚，如果万一为父打死，死得没有道理，人们就会指责曾皙的不义，这是大不孝，且子女是天子之民，非父母之私有，父并没权力要求子亡。父母有服从“天下大义”的义务，儿女对父母的错误有责任纠正。这是对所谓的“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说法的不攻之击。
《孝经》中曾参问孔子：“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孔子答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父有争子，则身不陷於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於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这段显然是说“孝”是有原则的，有约束的，不能推到极端。可见，把孝当成子女对父母百依百顺也是对孔孟观点的曲解。
满清入关后，为了维护其满清部族统治，奴隶制残余，在大兴“文字狱”的同时，肆意歪曲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为其所用。康熙自称：“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　他自封是圣人在世：“朕惟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　从此传统儒家在君权之上的道统被其颠覆，满清皇帝在政治上“合理、合法”为所欲为，败坏了儒学思想。陈寒鸣说：
表面上看，康熙此论是为颂扬儒家圣贤和赞誉儒家经典而发的，但实际上，他乃是要藉此表白自己既为“治统”之代表，又为“道统”之传人，“治统”与“道统”兼其一身。他在另一处说得更明白：“世运代擅，隔千载，则必有神哲诞生其间，以承大统，以作名世。”而他本人当之无愧地是这种“隔千载”方诞生的“承大统”之“神哲”。因此，既然“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那末，他以及以他为代表的清廷统治也就不会因儒家有所谓“华、夷之分”论而不具备合理合法地位了。
强调君位独尊是康熙政治思想最基本的特色。康熙虽说过“君、臣一体”的话，但他更强调“天尊地卑，自然之定位也。……君尊臣卑，百王之大经也”。至雍正，发挥此论，将君主至尊无二的地位强调到绝对化程度。他认为：“夫人之所以为人而异于禽兽者，以有此伦常之理也。故五伦谓之人伦，是阙一不可谓之人矣。”其中，“君臣居五伦之首”。根据这个原则，人之为人的依据首先是认同君臣关系，任何人都必须对君主俯首而从：“为人臣者，义当惟知有君；惟知有君，则其情固结不可解，而能与君同好恶。”臣下在行动上、思想上和感情上都要成为君主的傀儡，至于普通黎民百姓更应如此：“君即不抚其民，民不可不藏其后。”君主专制制度在这里被绝对化，不留一丝回转的余地。嗣后，乾隆阅史至王安石向宋神宗抗表申理，使神宗悔悟巽罪，立即批语曰：“安石抗章，神宗逊谢，成何政体？即安石果正人，犹尚不可，而况不正乎！”按其语意，即使君主处理问题有误，亦不得更改，若改亦须君主日后自行为之，臣下是绝不能言君之非或擅改君之过的。这就将以往提倡向君主进忠言、做诤臣补弊救偏的儒家传统抛置一旁，只留下赤裸裸的“独夫”一人专制了。　
于是晏子所说的大臣不是君主私人的奴才，就不再是事实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不仅仅成为臣下不得不执行的命令，而且还成为起码的伦理道德要求，要心甘情愿、感激涕零。“君要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