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文豪》第243章

他要不停的篡改过去，使之符合现实的需要。
托洛茨基就揭露斯大林对苏联历史文件的篡改，斯大林为了让自己的履历完美无缺。没有任何错误，把以前的书籍和会议记录全都进行了修改。
修改后的文本成了苏联的历史。
这充分印证了那句话，历史往往由胜利者书写。
这位主人公对这种生活不怎么满意，于是他决定写日记。
在大洋国，是不准写日记的，因为写日记代表着你有了自己的想法，有了思想。
主人公冒着被思想警察抓捕的危险偷偷的写日记，日记成了他的精神寄托。
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千篇一律的时代，孤独的时代。老大哥的时代，双重思想的时代。向未来，向过去。向一个思想自由、人们各不相同，但生活并不孤独的时代——向一个真理存在、做过的事不能抹掉的时代致敬。”
“打倒老大哥！”
他的这种想法无疑非常危险。
这时候，他碰到了一个女人，一个年轻、美丽、性感，满嘴粗话也显得自然而健康，富有曲线的身体充满了生命力的女人。
他们开始了一段秘密交往。
但在大洋国，这是不被允许的，个人之间不容有任何私人感情、抑或过有激情的生活。
你不属于家庭、氏族、部落、国家，甚至不属于阶级，只属于老大哥。
婚姻的唯一目标是为了生儿育女，以便更好地为老大哥服务。
主人公渴望得到一次爱情，心灵需要慰藉，于是，他们逃离老大哥的监视，一次次的冒着生命危险约会。
结果自然是被思想警察发现，经受严刑拷打。
在极端恐怖的刑讯之下，两人都背离了当初的誓言，出卖了对方。
他们放弃了自由的意志，选择继续热爱老大哥，然后被警察杀掉了。
相应的，大洋国的真理部会抹去主人公曾经的一切记录，他这个人从来不曾存在过。
《1984》讲的就是在极权统治下一段短暂的背叛，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这个故事是不是有点眼熟，和苏联作家扎米亚京的《我们》情节类似。
包括英国作家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这三部小说都描述了在未来的世界里，主人公和整个世界抗争，但最终失败的故事。
这就是“反乌托邦”小说。
与其相对应的是乌托邦，由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最早提出，意思是“空想的国家”。
英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托马斯莫尔在他的名著《乌托邦》中描绘了这样的场景。
“在那里，财产是公有的，人民是平等的，实行着按需分配的原则，大家穿统一的工作服，在公共餐厅就餐，官吏是公共选举产生。”
这无疑是一个理想的国度。
自从乌托邦这个概念产生以来，有不少人进行过类似的社会实践。
在中国古代，最具有乌托邦精神的人物非王莽莫属。
王莽当了皇帝之后开始了激进的改革，他废除土地私有制，实行土地国有化，私人不准买卖土地，然后把土地重新分配。
他还要废除奴隶制，禁止所有奴隶买卖。
他甚至实行了计划经济，政府控制物价，征收所得税，实行专卖制度。
所以，后世不少人都认为王莽是个穿越者，只是因为太心急实现社会主义，不小心被土著干掉了而已。
第三百三十一章不合时宜的思想
《1984》想要出版还需要一段时间，林子轩准备先出版一套苏俄丛书。
这套苏俄丛书以扎米亚京的小说为主，也包括其他俄国作家的作品，比如托尔斯泰和普希金等人的小说和诗歌。
较为全面的展现俄国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的文学作品，让中国读者更为深入的了解苏联。
其中主推的就是扎米亚京的《我们》，林子轩为《我们》的中文版写了序言。
他以为在中国有太多赞颂苏俄的报道，导致中国青年不能正确的认识苏联国内的真实状况，这套丛书的目的是要泼一盆冷水，让青年从狂热中清醒过来。
苏联并非是一个理想的国度。
他用高尔基作为例子。
由于高尔基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中国青年往往把高尔基作为苏联革命文学的代表，他们以为高尔基是苏联革命的坚定拥护者。
其实，那只是苏联的宣传而已。
高尔基的确拥护苏联革命，但在十月革命爆发后，他看到了革命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于是，他在《新生活报》上对十月革命中的暴力和非人道行径进行了鞭挞和批判。
“这是一场没有精神上的社会主义者、没有社会主义心理参与的俄国式的暴动，是小市民动物性的大释放，下一步它将会转向黑暗的君主制，那一天为时不远了。”
“布尔什维克断送了、淘空了、毁坏了祖国，把俄国作为一个疯狂的大试验场，把人民变成他们革命梦想的试验品。”
“你们谩骂吧，但我就是如此思考的，我从不想把自己的思想变成你们主义的附庸。”
这些发表在《新生活报》上的文章结集出版，叫做《不合时宜的思想》。
这本书在苏联被禁了70年，直到1988年才得以重新出版。
这就是十月革命之后的高尔基。
如果不是因为他在文坛的地位，以及和列宁的友谊，恐怕早就被驱逐出境了。
列宁对高尔基很爱护，每次莫斯科布置大逮捕行动时。列宁都会把高尔基打发到外地去，免得高尔基在莫斯科闹事，弄得大家不好收场。
1921年，不满意苏联的高尔基又一次离国出走。苏联对外宣称高尔基是到国外养病。
高尔基先在德国，后来长住意大利，这一住就是七年时间。
列宁去世后的1924年，高尔基在给罗曼罗兰的信中说：“我不回俄国，我觉得我在俄国扮演了四面树敌的角色。”
这可以说是高尔基人生的分水岭。
如果他在国外继续坚持他的维护正义、伸张人性、抗议强权的立场。仍不失为一位有良知的文学家，也就不会出现后来的悲剧。
正如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在《莫斯科日记》中写的那样，高尔基性格上较为软弱。
高尔基在意大利过的并不好，由于曾经支持苏联革命，他处在被监视的状态，他的厨师就是意大利警察局派的人。
在这个时候，他开始转变立场，表达出想要回国的意愿。
高尔基在苏俄国内和国际文学界具有极大的影响力，连斯大林都承认无法估量高尔基在国际上的影响和作用。
斯大林需要高尔基来为自己增添政治砝码，双方一拍即合。达成了协议。
1928年，苏联人民委员会高度赞扬高尔基做出的贡献，称他是“十月革命的坚决捍卫者”，在苏联全国举办各种纪念活动。
以最高规格欢迎高尔基回到苏联。
回到国内的高尔基变得小心翼翼起来，他住在斯大林住所附近的别墅内。
在他的日记和私下里的信件中，称呼斯大林为“主人”，在文章里极力的赞颂斯大林。
“您是伟人，真正的领袖，而苏联的无产阶级是幸福的，因为领导他们的是一个在逻辑力量和永不枯竭的精力方面都堪称第二伊里奇的人。”
这真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林子轩不去管以后的高尔基怎么样。在1926年，高尔基还在坚持着自己的信念，也可能正在观望苏联国内的局势，等待时机。
不管怎么说。高尔基写过那本《不合时宜的思想》，这就够了。
由于没有得到高尔基的授权，万象书局不能出版这本书籍，在苏联都是禁书，只能从一些西方国家的报道中看到大概的内容。
西方国家对于高尔基的言论非常关注，想要找到并不困难。
于是。林子轩采用“引用”的方式阐述了高尔基的观点，在文章中大篇幅的提及高尔基对十月革命的看法。
让中国读者知道在苏联国内并不是所有人都歌颂苏联，也有清醒的人看到其中的问题。
这套苏俄丛书的出版也算是“不合时宜”，但正因为不合时宜，才更有价值。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有光明就有黑暗，一味的歌颂，或者一味的批判都不够全面，想要认清楚这个世界就不能只看一面。
林子轩要做的就是把阴影的那一面展示给人看，因为有太多人关注光明了。
和扎米亚京的预想不同，这套丛书和林子轩的序言一经出版，便热销起来。
扎米亚京低估了中国读者对于苏联的兴趣。
刚好，胡拾引起的讨论余热未消，中国读者对苏联的热情未减，他们虽然不能亲自到苏联看看，却能从书籍中寻找答案。
还有一个原因是苏联的文学作品在中国并不多见。
大多数读者都是通过报纸和中国学者的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