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文豪》第256章

他铆足了劲想和老朋友郑证秋一争高下。
他甚至打听明星电影公司《甲午风云》的首映时间，他的电影要同时首映。
这就是打擂台！
张时川相信他拍摄的这部电影才是真正的中国大片，让观众来做出评判。
他被林子轩打压了几年时间，终于要到扬眉吐气的时候了，他都有些迫不及待了。
林子轩不惧挑战，把电影的首映时间放在了1926年的最后一天。
现在，就等着洪慎那边的消息了。
洪慎在广州的拍摄一直处于保密状态，拍摄完后他会到香港进行后期剪辑，最后再和郑证秋拍摄的胶片合二为一，成为一部完整的电影。
到了这个阶段，林子轩不担心电影会出问题，他要考虑的是电影放映之后的事情。
可以肯定，日本人绝不会善罢甘休，或许还会采取极端的手段，他要做好应对的准备。
第三百四十八章和诺贝尔文学奖的距离
1926年12月10日，瑞典斯德哥尔摩。
在斯德哥尔摩的蓝色音乐厅内，瑞典文学院为意大利女作家格拉齐亚黛莱达颁发诺贝尔文学奖，她的获奖作品叫做《邪恶之路》。
与此同时，一位叫做斯文赫定的瑞典人来到了中国。
此人出生于1865年，精通多国语言，经常在世界各地冒险，是一位探险家。
他最主要的成就是在中亚的高山和沙漠中三次勇敢的探险。
他完成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地图以及帕米尔高原的地图，并成功穿越了整个西藏。
斯文赫定在瑞典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他还是瑞典两个科学学院的成员，因此他在诺贝尔奖的科学和文学两项评选中具有发言权。
1926年年底，他受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委托前往中国。
此行是为开辟经中亚通往中国的航线做气象探险，并带来一支由不同学科科学家组成的大规模远征队，主要探索戈壁沙漠和蒙古等地。
在这个时代，坐飞机需要极大的勇气。
1920年，北洋政府交通部航空事业处筹备“京沪航线”。
北平到天津段于1920年5月8日正式开航，飞机名为“京汉号”。
1921年7月1日又新增了北平到济南段，不过因为战乱很快就停飞了。
这是中国国内最早的航空线路。
1919年2月8日，飞机从法国的巴黎穿越英吉利海峡，到英国的伦敦。
这是世界上第一条国际航线，到了1926年，欧洲各国之间的国际航线较为普遍，但还没有开通到亚洲地区的航线。
德国汉莎航空公司无疑走到了前面。
说实话。即便是中国开通了国际航线，林子轩也不敢坐飞机到国外，想想徐至摩的例子就知道。飞机有风险，乘坐需谨慎。
这是斯文赫定第四次来到中国了。对于这次探险，他需要得到中国官方的同意。
在中国人看来，瑞典和西方列强不同，它是个较为中立的国家，并不强大，看起来没有威胁，所以北洋政府和瑞典关系不错，会聘用瑞典科学家进行科学考察。
比如。丁闻江就和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有过合作。
斯文赫定是最早想把中国文学推向诺贝尔文学奖的外国人。
他在1923年来过中国，在北平认识了德国汉学家卫礼贤。
卫礼贤当时在德国公使馆内任职，精通汉语、在中国政界和文化界有深厚的人脉。
北平一别，两人始终保持着书信往来。
1924年11月中旬，斯文赫定在给卫礼贤回德后的第一封信里，谈及了提名中国作家入围诺贝尔文学奖的设想。
这个时候也正是瑞典学院确定当年诺贝尔奖获奖人选的时候。
“我突然想起，我们曾赠予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以诺贝尔奖，他还亲自到斯德哥尔摩来。中国文学目前的状况如何？那里还有没有可考虑的，在世的、真正的大作家，还是说那里的文学也和欧洲一样处于衰落期？我们只能通过译文来评判泰戈尔。对中国我们也只能这样。”
这只是他的一种设想，向卫礼贤咨询中国有没有值得入围的文学家。
卫礼贤接到信后很兴奋，他第一个想到的人是梁启朝。
“我认为把诺贝尔奖授予一位中国作家的想法非常出色。这将必然在文化政策上具有最深远的影响。我尚不清楚。哪个方向的人选会被考虑。作为对中国哲学、历史和文学都有涉猎的学者型作家，现代人文领域的领袖人物梁启朝应被考虑。”
随后，他又提到了胡拾和林子轩，并给出了自己的评价。
胡拾，哲学家、改革家，很激进，尽管年轻，却具有惊人的学识，充满激情。
林子轩。诗人、小说家、戏剧家，非常年轻。但很有才华，在西方有影响力。
“但我倾向于梁启朝。因为他更具代表性。”他在信中如此说道。
这是1924年，林子轩在西方文坛还处于崭露头角的阶段。
斯文赫定把这封信在瑞典文学院朗读了，诺贝尔奖委员会的成员也全都在场。
瑞典学院的院士们对他的建议虽然感到震惊，却又不失兴趣，觉得提名中国作家入围诺贝尔文学奖并非不可接受。
斯文赫定在回信中对候选人做出了说明。
“首先可以考虑的是文学作者，也就是依据想象力创作者，其次是那些对现有资料进行加工的作者，或者哲学家。”
同时，斯文赫定还写信征询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意见。
然而，高本汉不仅对梁启朝等人选不予支持，甚至对推举中国候选人根本不看好。
“就我所见，无论在叙事文还是诗歌方面，中国尚未诞生任何重要作家。假如梁启朝、章泰炎和胡拾等人的最优秀的作品翻译成西方语言的话，尽管这些文章对中国人很重要，但根本不会得到欣赏。我因此认为，目前根本无法找到任何一位诺贝尔文学奖人选。”
这两位汉学家其实都不怎么靠谱。
瑞典人高本汉在中国的时候研究的是汉语语音，他是语言学家，很少接触中国新文学。
德国人卫礼贤主要的兴趣和精力集中在对中国古典著作的翻译上，比如《易经》，根本没时间深入研究中国的新文学。
由于卫礼贤和梁启朝交往的比较多，才力荐梁启朝。
不过，斯文赫定受到高本汉的影响，对提名中国文学家入围诺贝尔奖的兴趣淡了很多。
他本人是探险家，既不精通汉语，也没有高深的文学造诣，很容易受到汉学家的影响。
这一次，斯文赫定来到北平，德国汉学家卫礼贤已经回国了。
他的考察计划得到了北洋政府的批准，没想到却遭到北平学术界的激烈反对。
这和林子轩有点关系。
林子轩成立中华文物救助会，提倡保护中国文物，严防外国学者以考察为名盗墓的行为。
经过不断宣传，中国学术界如今对外国学者前来考察非常敏感。
而且，斯文赫定考察的正是中国的西北地区，也就是甘肃和新疆一带。
甘肃的敦煌文献正是被以考察为名的外国学者给盗走的，有了前车之鉴，难免惹人生疑。
林子轩看到了报纸上的报道，他支持北平学术界的抗议行动，即便是北洋政府同意了，考察行动也需要接受中国学术界的监督。
第三百四十九章穿越者就该这么骄傲
这个时候，胡拾在国外，鲁讯在厦门，林子轩在上海。
北平文化界的很多学者皆已南下，包括蔡元赔在内的一众领袖人物大都不在北平。
可以说，这是北平文化界最为弱势的时候。
他们推举出刘半侬作为代表和瑞典考察团进行谈判。
刘半侬就是那位因为写过鸳鸯蝴蝶派而被新文学作家嘲笑的人物。
后来在北大教书，由于他中学没有毕业，更加没有博士学位，从而被北大的同事看不起。
胡拾在一次新青年内部的编辑会议上，更是提到了编辑的学历问题。
这让刘半侬很受伤，一气之下通过蔡元赔的帮助于1920年跑到国外公费留学。
他先是在英国入读英国伦敦大学，后转入法国巴黎大学，攻读实验语音学。
他之所以转到法国读书，是因为法国的生活费便宜。
他在国外过的极为艰苦，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而且，不仅是他一个人，他留学的时候把妻子和孩子一起带到了国外。
“我近来的情形，真是不得了，天天闹的是断炊……留学费也欠了数月不发……我身间有几个钱，便买只面包吃吃，没了便算。”
他在国内也是有名的人物，还曾在北大教书，到了国外却是窘迫至极。
刘半侬接触文物研究正是从留学时期开始的。
1921年，蔡元赔赴欧美考察期间顺便调查了各国所藏中国西北文物的情况。
正在伦敦学习的刘半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