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第39章

良弼鄙夷地看了袁世凯一眼道：“你也别藏着掖着了，老实说，到底需要多少军费才能攻下武昌城？”
袁世凯沉吟片刻后道：“如有一千二百万两，我袁世凯保证半年之内，必定将所有乱党讨平！”
良弼想都没想，径直道：“为了朝廷，我愿出三万两充作军费！”
袁世凯斜睨了他一眼，显然没想到他会这么爽快，于是又继续问道：“禁卫军大臣良弼毁家纾难，也要报效朝廷，各位王公还有肯出钱的吗？”
那些皇亲国戚们一个个都是庸碌之辈，让他们花钱，或许谁都不会落后，但是一听到要他们捐钱，立马开始相互猜疑起来，生怕是袁世凯借机敛钱，一个个都缩着脖子，沉默无语。
“诸位，为了朝廷，大家切莫吝惜钱财啊！”良弼急了，想要劝说诸位皇亲大臣，但是谁都没有理会他。袁世凯看着这些庸碌的家伙，一阵冷笑：“怎么着，大家都不愿掏钱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唯有停战议和了。”
良弼闻言，勃然大怒道：“停战议和等于是承认孙文乱党的地位，令其有足够的时间喘息蔓延，臣绝不赞成！”
袁世凯压抑怒火，甩起长辫，嘴咬着辫梢，瞠目以对，威胁道：“如何消灭党人，我自有安排，哪个不服，哪个来！”
良弼无言以对，众臣更是噤若寒蝉。
北京紫禁城养心殿内，隆裕太后与溥仪西向而坐，被召的都是皇亲国戚，一个外人也没请，所有人之间都有或远或近的亲戚关系，可以说是一次扩大的家庭会议。毕竟，血浓于水，家里人说话，更贴心些。
溥仪看到久不见面的父亲，扑了上去：“阿玛！”
“皇上不要这样！你我君臣之间……”载沣被儿子抱住了脖子，一时有些慌神儿，心里既有亲情的感动，也有礼数的约束，违心地说着。
溥仪不管不顾地叫着：“我想阿嬷！”
载沣蟋蟋洬洬地从袖子里拿出一双布鞋递给溥仪：“皇上，这是阿嬷亲手给你缝的。”
小德张接过布鞋，不无嘲讽意味地说：“王爷，您就别操心啦，宫里什么都不缺！”
“来的都是皇亲，就别见外啦。大家坐，坐。”隆裕太后张罗一番，马上转入正题，“依你们看，到底是君主好，还是共和好？”
“臣等皆力主君主，无主张共和之理。杀贼安民，百姓自然享福。若罢战议和，不但亡国，而且今后将兵连祸结，永无宁日。是爱百姓倒害了百姓。”载沣在在场的皇亲中辈分最大，地位最高，当然第一个发言。
隆裕太后听出这番话里有责备自己的意思，忙辩解道：“我何尝要共和？都是奕劻同袁世凯说，革命党太厉害，我们没枪炮军饷，万不能打仗。我说求外国人帮助，奕劻说外国人说革命党是好百姓。”一下子，把罪过推给了庆亲王奕劻。
“乱党实不足惧，昨天冯国璋对我说，发饷三月，他情愿破贼。”宗室载泽这番话把破贼的关键落实到钱上。
隆裕太后知道又是要钱，连忙用哭穷打住：“没啦，国库已空。上次发的三万现金，是皇上内库的，我真没有。”
“日俄战争时，日本皇后捐首饰做军饷，军威大振。请太后把宫中的金银器皿赏出几件，给冯国璋当军费。恩以御众，胜则主威。”恭亲王溥伟又出了馊主意。
肃亲王善耆火上浇油凑热闹地说：“恭亲王所言甚是，求太后圣断立行。”
“胜了固然好，要是败了，连优待条件都没啦，岂不是要亡国吗？”隆裕太后赶紧祭起了“亡国”这面旗吓唬他们，跟他们要万全之策，免得说话不负责任，“吃根灯草，说话轻巧”！
“优待是欺人之谈。大权既失，倘有篡逆，向谁要优待？即使真有，以朝廷之尊而受臣民优待，也贻笑列邦啊！”溥伟狡猾，不从亡国与否这边说，而从优待有无这边说，按他的逻辑，只有打了。
“就是打仗，也只冯国璋一人，焉能有功？”隆裕太后搬出了贵族们的弱项——打仗，来将他们的军。
“诸臣不乏忠勇之士，太后不必多虑。”善耆用虚的来支应。
“臣敢请太后赏兵，情愿杀贼报国。载涛你管陆军，知道我们的兵力。”溥伟用实的来请命。
军谘大臣载涛一脸颟顸，一点儿也不顺着溥伟的杆儿往上爬，说的却是大实话：“奴才没打过仗，不知道。”
“一会儿国务大臣觐见，请太后慎重降旨。”载沣出主意说。重点在“慎重”二字，意思是批评隆裕太后降旨常不够慎重。
隆裕太后说出了心里话：“唉，我怕见他们。他们又是主和，我怎么说？”
“可以开国会解决塞责。对其他要求万不可答应。革命党无非是些年少无知的人，本不足惧。怕的是乱臣借革命党恫吓朝廷，甘言诈骗，从中渔利。”溥伟出主意说，矛头直指花言巧语的“乱臣”。
这次会议虽然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但很可以见到满洲皇族的内心。
上海南阳路10号，有一座名为“惜阴堂”的小洋楼。
这座小洋楼的主人是赵凤昌。赵凤昌，字竹君，晚年号惜阴老人。他是江苏武进县人，1856年出生，家境清贫，幼年失学，去当地一家钱庄做学徒，与一位朱姓富人常有来往，混得很熟。他因为家贫急用钱，擅自挪用了钱庄的银子，被掌柜斥退。朱姓富人对他说：“我看你聪明伶俐，最好还是读书深造，才有望上进。”赵凤昌说：“读书需要钱，我读不起。您家店铺很多，还是让我当个伙计吧。”朱姓富人说：“你既不愿读书，我索性给你捐个小官，到省候补，将来一定可以出人头地。”于是为他捐了一个小官，并送了他旅费。
赵凤昌先在广东布政使姚觐元府中任书启。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时，他又当上了督署的侍从。由于他记性好，善于揣摩人的心理，能够模仿张之洞的口气和笔迹代拟文牍，所以极受张之洞赏识，升任张之洞的总文案。后来张之洞受到弹劾，赵凤昌代他受过，被清廷革职，永不叙用。张之洞过意不去，替他在武昌电报局找了个糊口的差使，并派他长住上海。
赵凤昌位于南阳路10号的赵宅“惜阴堂”，成了各派要人聚会之所。
清廷覆亡，早在赵凤昌的预料之中，但武昌起义的爆发，还是让赵凤昌吃惊。他清楚，英法列强军舰就停在长江口，内战突起，危机四伏，搞不好就会重现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的惨剧。而平定乱局的根本，在于协调各方的利益分配。赵凤昌想明此事，便稳坐惜阴堂，展开了疾风骤雨般的斡旋。武昌起义爆发之后，他就立即邀约沪上富商名流齐聚惜阴堂，请他们调动所有商务关系，确保局面稳定。
随后，赵凤昌又请上海商会负责人苏宝森通知外国使节：革命军一定会保护外商利益，所以洋人万万不可干涉战事，大家在商言商，免生冲突。不久，各国驻华公使达成一致意见，宣布“严守中立”。并紧急致电两江总督张人骏，劝他不可发兵援救湖北清军：“固圪自保，万勿轻预上游之事。”
最后，赵凤昌决心促成化解南北之争，邀请南北双方代表来“惜阴堂”谈判。
惜阴堂内，已经七十高龄的南方代表伍廷芳正在与北方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进行会谈。
伍廷芳头戴瓜皮帽，身穿长马褂，从外表上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来自某个穷乡僻壤的乡绅，全身上下看不出任何西方的痕迹，但是实际上，他却是中国自费留学第一人、中国近代第一个法学博士、大律师。同时伍廷芳还是一个杰出的外交家，曾作为李鸿章幕府的法律顾问，参与了中法谈判和关于《马关条约》的谈判，1896年后先后被清政府任命为驻美国、西班牙、秘鲁等国的公使，并且与墨西哥签订了中国近代少有的平等条约《中墨通商条约》。
辛亥革命爆发后，伍廷芳在上海宣布赞成共和，致函清廷，劝告清帝退位。上海光复后，与陈其美、张謇等组织“共和统一会”，又被光复各省推为临时外交代表，与各国交涉。旋任南方民军全权代表，与袁世凯派出的北方代表唐绍仪举行南北议和谈判。
唐绍仪看起来要比伍廷芳精神得多，他在1874年被清廷官派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7年后归国，曾任清廷驻朝鲜汉城领事、驻朝鲜总领事。清廷起用袁世凯为总理大臣之后，唐绍仪被聘任为袁内阁的全权代表。
汪精卫等四人坐在南方代表一方，唐绍仪则坐在北方代表一方。
唐绍仪清了清嗓子道：“我们北方的条件很简单，除了优待皇室之外，最主要的一条是要公举袁世凯为第一任大总统。”
伍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