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这哥们儿》第66章


在一份给太皇太后的密奏里,苏东坡这样写道:“臣近者每观邸报,诸路监司多是于三四月间,先奏雨水匀调,苗稼丰茂。及至灾伤,须待饿便流亡,然后奏知。此有司之常态,古今之通患也。”
还有就是苏东坡的“防患胜于救灾”理论:苏东坡认为经常平仓制度远胜过饥荒之后的救济,所以不断购买谷子存满粮仓,用于随时平抑米价,这是预防性救灾,当事半功倍。
这道理其实易懂,灾年米价骤涨固然正常,但关键还有人祸,米商们可都是把灾年当作发财机遇的,商品越是紧张便越是囤积居奇,以待更涨,饿死人不关商人的事,没有刽子手的心肠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商人!
商人的本质就是利润,目的明确:以最小的代价掏光你的钱袋,诚信是手段,赚钱是目的,货真是无奈,价实是宣传,施舍是做戏,从政是还原。无商不奸,千古不变!一个全民经商的时代是可悲的时代,一个以商业大款主导的地球是个可怜的地球!那时,灵魂也会成为商品的。
政府就不同了,向民求利的政府绝对是最卑鄙的政府,以人为本的政府应该是政府的及格线。苏东坡请求朝廷做赔本生意:他请朝廷在当地或是外地不断存粮,以防食粮短缺,并随时卖出以平抑粮价,即使每斗赔上几十文,甚至上百文,比起事后救灾赈济来,还是划算的多,到那时几百万贯被迫拿出来,还是免不了先死一部分人的。
苏东坡用这种办法来防止饥荒的发生,并认为:把粮食向饥民施舍,永远是被动应付,浪费无用不说,关键只能触到疾苦表面,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灾祸。根本办法则是预防,预防有两策:一为保收增产;一为有备无患。
为使太皇太后明白这个道理,苏东坡列举了以往的例子: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时,一场大饥荒临到了没有事先做防备的大宋,竟使朝廷拨出了一百二十五万担米设立粥厂救济灾民,结果还是有五十多万人饿死。死人不说,朝廷救济、免税等措施一共损失达三百二十万贯。
太皇太后照准了苏东坡的请求,有次甚至下令拨出一百万贯用于购存“备荒粮”,不过这还是令苏东坡内心苦涩:杭州本为产米地区呀,常年每年还须向京都缴米一百二十五万到一百五十万石,现在竟沦为“吃粮靠政府”的地区了?
苏东坡发现,杭州财政上还是很殷实的,关键在于灾年有钱无处买米,如蒙允许积存一部分米,改缴同等价值的绸缎银两,当可杜绝灾年饿死人的事情发生。
他向太皇太后举例:前朝逢灾,因为有钱无米,曾导致五十万人饿死。“若来年人户原不缺食,不须如此率画,则臣不合过当张皇之罪,所不敢辞词。纵被诛谴,终贤于有灾无备,坐视人死而不能救也。”
太皇太后对苏东坡真是没说得,苏东坡所请几乎一概照准,不过政府积粮平米价的具体实施苏东坡却没能亲眼见到成果,因为那时苏东坡已经遵命半道卸任回京了。
除了救灾防灾的奏章外,太皇太后甚至还照准了苏东坡请求朝廷拨款修缮官衙、军营及城门、城门楼、二十七座谷仓的费用。
这还不算,在苏东坡提出由朝廷拨款一万七千贯给杭州西湖清淤时,太皇太后也是照所请拨付了款项。这使得苏东坡后来遭到弹劾攻击,被指责是在用国家有限的资金来填平自己无限的游乐欲望,是在搞货真价实的“形象工程”!
实际上苏东坡治理西湖与这两项都无关,苏东坡是在解决杭州最紧迫的问题:五十万居民饮用水的大问题。
七十八、碧水已关民生时
杭州之所以能发展成为一个繁荣都市就与供水密不可分。
唐朝之前,杭州不过是一个钱塘江在杭州湾入海口的一个小镇,由于近海,地下水苦咸不能饮用。是唐刺史李泌把西湖打开,引西湖水成井六口,供给城中的居民,才逐渐聚民成城。
白居易主政杭州时,又浚通西湖水入漕河,引河水入田,使杭州周边千顷良田得到灌溉,杭州人民才得以脱贫殷富;整个大唐时期,政府对漕河每年坚持浚通,对西湖每年清淤除草,杭州始得步步繁华,从而发展成为中国江浙一带最大的都市。
而到了宋朝,政府再没有心情光顾这些大后方的琐事了,西湖及运河逐年积淤近废;历史按照沧海桑田的自然规律,慢步走到苏东坡主政杭州时,杭州西湖己经日渐缩小,湖面蔓草丛生,遮盖了湖面的一半以上,大面积的湖区已经被积淤为农田。
尤其是由于西湖的乏水,杭州居民赖以饮用的六井业已报废,只能取水于江潮,江潮由于防海堤的失修,被海潮倒灌掺入苦涩的海水,杭州人其时已经苦不堪言,最基础的生命保障――淡水出现了危机,杭州的丧钟已经快要敲响了!
杭州太守苏东坡敏感的意识到了杭州的危机,也看到了危机的根源:西湖!没有了西湖,杭州也就没有了生命,很快将沦为一座死城!
救灾防灾之暇,苏东坡紧急上奏太皇太后及三省各部:“……二十余年之后,湖面将全被野草遮闭,西湖将不复存在!杭州居民也将永远失去淡水的来源。”
杭州四周的农田也将因为失去灌溉水源而荒芜,这曾经是朝廷米仓的地区之将来,前景不堪设想!
治理西湖已经成为时不待我的急切大事,其实从工程方面看,只不过是件简单的事情,不就是清除水草淤泥吗?但就是这种简单的工程,以前的主政者却谁也没想到过去做,不就是三年任期吗?何必自找这些麻烦?
苏东坡请求朝廷批款治湖救杭州的奏章寄到了京城,理由是充分的,但是人们不解的注意到:治湖的首要理由竟然是为了抢救西湖中的鱼类?
其余的理由都与西湖的供水有关:如居民饮水、灌溉稻田、供水给运河等,最后一条竟然是改善水质以便造酒!
这就是苏东坡的聪明之处了:首条的救鱼理由其实还很关键,这大概是专为感动信奉佛教的太皇太后而提出的;最后一项肯定是为了打动朝廷中的主政者了,造酒关乎国家税收,朝廷不会对此不感兴趣。
苏东坡提出的工程要清理遮蔽湖面的水草两万五千方丈,全部工程预,需要三万四千贯,钱所费并不算多,苏东坡还主动承诺由杭州自筹一半,请太后再拨给他一万七千贯就能开工。
这又是苏东坡的智慧超人的展示: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让朝廷批复准予立项开工,而不是那区区的一万七千贯铜钱。
以杭州当时的市政财力,还不至于为了几万贯发愁,苏东坡要的是批准就行,这是项敏感工程,极容易被判断为倾情游乐事业而被束之高阁。――事实还就是被苏东坡预感对了,后来政敌攻击苏东坡的理由中也没忘了杭州西湖,苏东坡被指责为:“虐使捍江厢卒,为长堤于湖中,以事游观” 。
此项计划终于得到了太皇太后支持、朝廷批准,朝廷有限的资金到位了,治理工程得以动工,杭州西湖危机中遇到了良医,生命得到了延续,美丽得以重放霓彩。
最重要的是保住了杭州城,以及居住在这里的人民。这才是苏东坡治理西湖的历史意义之所在!
其实在苏东坡着意治理西湖之前,苏东坡首先解决了给西湖供水的水源问题,这个工程说是对西湖治理的预备工程也无不可,但它的重要性却在于缓解杭州人民的燃眉之急:吃水。
杭州西湖的水源主要来自山泉,城中有六个水库,分散在各处汇集了山泉,再由专用管道引入到西湖,但是,这些竹制的淡水干线管道易损,苏东坡在做杭州通判时,就曾协助修理过这些输水管,但现在这些老化的水管几近报废了,西湖水少,杭州居民只得饮用掺了海水的运河水。
现在西湖有限的淡水已经成为了热门商品,对居民供水是要收费的,一文钱一桶,爱喝不喝。
苏东坡想出了一个好点子来解决这个问题:用粘强的胶泥烧成的陶瓦管子代替竹管,上下再用石板保护,六个水库连成一体,互补余缺,再用这种新发明的管道引入西湖,沿途预留出水口,从而一举解决居民的饮水问题。
虽然这样施工需款甚多,但却能一劳永逸的解决杭州人吃水的大事,值得。
不光这些,苏东坡还动用了朝廷赋予自己的军权,出动驻军开挖了两个新水库,这两个新水库地处西湖南岸军营,从而一举两得解决了部队的用水问题。――但是此举也给苏东坡留下了“虐使捍江厢卒”的口实。
还是值得的,身为当地军政两栖首长的苏东坡,派一千士兵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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