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这哥们儿》第80章


吆喝的喜歌,歌中有句:
“自笑先生今白发,道傍亲种两株柑,”
据《春渚纪闻》载:这是因为当时东坡已经六十二岁了,自己认为这些果树如果十年内不结果,就恐怕等不到了。
但是,这所费尽苏家财力、心力所造的新居,女主人朝云却无福享受,新居尚未竣工,朝云便长眠辞世。
苏东坡给自己的新居起名“白鹤居”,后来人们为了纪念对苏东坡始终如一的王朝云,改名为“朝云堂”;主房左右,苏东坡给个房间命名,一为“德有邻堂”;一为“思无邪斋”,这“思无邪斋”就是苏东坡的书房。
“德有邻堂”出论语中“德不孤,必有邻,”;“思无邪斋”则道家味道极浓,两个堂名都是四个字,而在这之前文人给自己的书房起名通常三个字,苏东坡以四个字做堂名,居然开创了一时的风尚。
邻人的房子在他的房子后面的东北,完全被苏东坡的房子遮蔽住。他的前门向北,正对河流,数里乡野的美景,一览无余,白水山和更为遥远的罗浮山的庞大山脉,也可望见。
“白鹤居”、“德有邻堂”、“思无邪斋”,这居、堂、斋三个房名,几乎就是苏东坡此时思想及行为的写照,佛、儒、道,挂牌同居了。
政府不让干工作,东坡只有干私活。不过苏东坡在顾小家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大家”,就在苏东坡为建私房财力枯竭的同时,惠州的利民工程也同时立项开工:绍圣二年六月,惠州建东西新桥。苏家没有旁观,苏东坡以自己珍藏多年的“犀带”赞助工程。
更难得可贵:弟弟苏辙于遥远的高安也送来巨资――苏辙夫人史氏该年入宫朝见太后,蒙太后赐给了一宗黄金,苏辙便全数送来了惠州,苏东坡将这些资金尽数捐给了惠州建桥工程。
也怪了,北宋那时的太后几乎都爱眷顾苏家。
苏东坡到惠州是朝廷明令“不得签署公事”的,所以尽可以专注于自己的私事,或者怡情山水,倾心诗文,但是,这不是苏东坡的脾气,苏东坡也属于那种热衷于没事找事干的“事业家”。
但现在不让当官了,手头一无权,二无钱,怎么做离了权与钱都无法做的事情?这就要幸亏苏东坡的人缘与亲戚了。
苏东坡中央、地方都干过,又主知贡举多届,门生故吏也几乎遍布天下,尤其诗、书、画堪称“三绝”,文章也是世所公认领袖中国文坛,政绩也公认不菲,所以,只要东坡张口,当地及周边的主政官员一般都要给点面子的。
尤其姐夫程之才的广南提刑职务,给苏东坡帮了不少大忙,但程之才得以到广南任职,却是出于宰相章惇的故意,这章惇也不是突然天良发现,起了什么善心,而是准备给苏东坡创口上再搓点咸盐:他听说程、苏两家不睦四十多年,给你派去个老对头,你还能舒服得起来?
苏东坡开始也挺担心这绝交多年的姐夫加表兄,便通过一个朋友给程之才写了一封客气礼貌的信,结果信到大吉!六十多的程之才也早已心思大变,颇想弥补过去的嫌隙,重获这苏门亲戚的友谊,为此程之才亲来惠州探望苏东坡。
苏东坡派儿子苏去接姑夫,并且亲笔写了带一封略带歉意的欢迎信,信中有这样的句词:“杜门自屏,省穷念咎。”
不过程之才对苏东坡也有所求,恳求苏东坡为他曾祖父(苏东坡的外曾祖父)写一篇墓志铭,这样一来,程家所受到的苏洵之侮辱也就自然不了了之;再说。现在的苏东坡虽然处于被难之中,可是仍然是眉山人人引以为豪的诗文大家,程之才也不免颇有荣誉感。
章惇欲给苏东坡一暗棍子,却没曾想反倒给苏东坡送来了支撑一把的拐棍,这也许是苍天赐给的少许一点平衡吧。
苏东坡在姐夫的帮助下,力所能及地干了不少份外的国家工作。
苏东坡来到惠州之前,当地的驻军没有营房,是杂居于民间的,其战斗力就不用多说了,尤其要命的是这些穷当兵的很少集中训练,战斗力大多用在了欺负老百姓上面,惠州居民因此苦不堪言,就是欲舍财也甭想求得平安。
苏东坡此时已经没有一点权力,只有修书给姐夫程子才,请求他协商惠州地方解决此军民关系的大事,结果如愿,新建部队营房三百间,士兵受到了不得擅出军营的纪律制约,老百姓才算安定了许多。
绍圣三年正月元旦的博罗大火,使博罗全城付之一炬,官家衙署完全焚毁,全需重建。苏东坡恐怕那些官衙趁机贪贿敛民财的恶习发生――官员在搞国家建设时,一般都能有大宗的灰色收入的――建议程之才令当地实行“政府采购”公开化,禁止征集民间物资,征用民工。指出:否则“害民又甚于火灾”。
来惠州次年,岭南大丰收,农民出现了“卖粮难”现象,谷价下跌,政府税赋拒绝收取谷子,非要真铜现银,而农民欠的一斗粮税,却要卖两斗谷子才够缴纳。苏东坡便给程之才写了一封长信,把此政府伤农积弊揭发无遗,建议政府当依谷物市价向农民征税。数月之后,政府的税务官员果然向朝廷呈请了他的建议。
苏东坡还做了一件特别受居民敬仰的善事:把无主野坟的骸骨收集重建一大冢坟埋葬。重新安葬之后,苏东坡写了一篇祭文,安慰那些无名死者,文中反而向那些骸骨残缺不全的死者致歉意。
经济已经极度宭迫的苏东坡还在惠州城西修了一座放生池,他相信那些鱼也许前生是人身,鱼类一放入此一放生池内,则生命安全无虞,该池即名为“苏东坡放生池”。
直到今天,当地旅游部门还保持在节庆之日,重演买鱼放生的旧戏,不过,是为了尊重生命?或是为了吸引游客掏钱夹?那就不好定性了。
苏东坡还把黄州农民的“插秧机”移植到了惠州;广州瘟疫流行时,苏东坡又把自己杭州任上的建立“公立医院”的经验传授给新任的广州太守王古;为了解决广州居民的饮水大事,苏东坡还把杭州的“竹制输水管”推荐给了惠州、广州水利工程。
不过他嘱咐王太守对此主意来源保密,因为当局假如知道了是令高层厌恶的苏东坡出的馊点子,王太守不免要遭连累。据说这王太守后来终于没有躲过去,因“妄赈饥民”而被罢官。
岭南百姓的宭迫缓解了,苏东坡的宭迫却加剧了,苏东坡个人的基建工程已经耗尽了他的全部家财,连饭都要吃不上了!
不过,苏东坡还是有将愁苦化为旷达的本事,旷达之外依然透着幽默,下面苏东坡的一首短诗,应该极其清楚的显示了自己的处境与心态: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萧散满霜风。
儿童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
悲哀的口气起句,苍凉的自我画像,“病翁”“白须萧散”,风霜满面,哪知竟然寥落的与儿童游嬉为伴,却仍“朱颜”带笑,醉态可掬之间,更出奇的一笔浓浓的抹来!抹上了诗人的面颊,抹上了读者的心头!诗人“一笑”,“酒红”“双腮”,此一刻,哪里有半分悲哀苍凉?
老顽童诗人,诗人苏东坡。
九十四、佛祖处处有且无
据载,苏东坡父子二人在绍圣三年惠州时竟然米面全无,以至向一个王参军借了半亩菜地,爷俩自种自吃,“终年饱菜”充饥。
该年底十二月二十五日,苏东坡存酒已尽,无法过个安稳年,欲找米自己酿酒,谁知扫过米缸,连米也没有!
幸喜多位好友远来探望,人人没有空手,苏东坡才算熬过了年关――穷人过年如过关,自古皆然。
如此的穷日子,苏东坡还能高兴起来?
潇洒依旧!苏东坡留诗为证:
“为报先生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
何等安逸?何等洒脱?
这其中的因由,可能有远在金山寺的佛印大和尚来书点化的缘故,可是佛印禅师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经他劝化的苏东坡精神固然超脱世俗了,可是那超脱的诗句却给他的苏大施主带来了真正的大难临头!
现在中国大宋朝野对苏东坡,可以说是冰火两重天!当政的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只是碍于大宋没有戮杀文臣的先例,才勉强容忍苏东坡暂住岭南;而在野的士子文人以及老百姓却是对他们心仪的诗人愈加崇爱。
自苏东坡被贬谪之后,朝廷下令天下尽毁苏东坡所撰碑文,就连神宗皇帝亲笔题额的《上清储祥宫》也未能幸免,至于上面先皇的御笔题额?新上台的权贵们有的是办法:保留先皇御笔,专磨平苏东坡所撰碑文,由蔡京给重写了一篇文字刻上去就是了。
但天下士子不买账,打抱不平者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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