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台湾流浪到大西北》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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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北门口，此时已是夜里十二点多，快到散夜戏的时候，我准备回学校宿舍睡觉。突然听到东面街口，亳县饭店门前有人在拉二胡卖唱。我出于好奇便走了过去。
没想到昏暗的路灯下，在大门台阶上坐着一个头发、胡子老长，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穿着一件旧尼子大衣非常邋遢的三十多岁男子，他面前地上摆着一个旧瓷缸，低头拉着二胡，嘴里唱着河南豫剧。他既不抬头看人，也不管别人耻笑，只顾自己认真地唱。二胡声，伴着他唱了一段马金凤的《西厢记》中“红娘”的唱腔：“樵楼上打四更霜露寒又凉……”
随后他又唱学唱了一段豫剧名角常香玉的《穆桂英挂帅》选段。唱完两段后，他从地上拿起茶缸要钱……
人群中，有的转身扬长而去，有的向茶缸里丢进一分两分的纸币或硬币，有的给了五分、一角。我摸了摸身上的口袋，仅掏出了两分钱硬币，丢进他的缸子里。
此时，从街口的北边，走过来几个人，看样子是听完夜戏的戏迷，他们边走边谈论着戏的内容。打我们身旁经过，并随口说道：“今天右派又来这里卖唱了。”
“怎么他是个右派？”我感到很奇怪。
后来，又听了他的一段江苏民歌《月亮弯弯照九州》，便和一个五十多岁的老汉一起离开了那里，向北门口走去。
在路上听那个老汉讲：“人要是倒了霉，就算是称了二斤盐巴也会生蛆。”
“大叔，他怎么搞成这个样子？”我疑惑不解地问道。
他说这个卖唱的姓张，两年前农业中专技术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县粮食局工作。五七年“反右”中被打成“右派”，老婆也和他离了婚，弃他而去。加上经常被批斗弄得神经失常，从而失去工作，生活陷入困境。没办法隔三叉五地会到街上去卖唱糊口，但是又怕被熟人看见，嫌丢人。所以每次都是赶在天黑以后才出来，这都是因为小知识分子死要面子的缘故。
走到北门口我们分手，此时街上灯光昏暗，路上行人稀少，已是夜深人静了。背后又传来了粮食局的“右派”在拉瞎子阿丙的《病中呤》。悠转凄凉的二胡声扣人心弦，如泣如诉，曲折宛转，勾魂摄魄，回荡在千年古城的夜空……
后来在周六的晚上，我去北门口外县图书馆看书，又曾遇见过他两次。但到了六零年以后，在我离开亳县的时候，就再也没有见过他的踪影。
高中一年级四个班两百多学生，有一半来自亳县乡下贫瘠的农村。他们有的家里穷得连高中学生每月六元四角钱的伙食费都交不起，多是利用每周假日回去，在离城十几里或几十里外的乡下家中背来些小米、包谷、秫秫（高粱米）、红薯、红薯干、红薯面饼、菜窝头等食物，长年累月都是如此。冬天有时冻成冰疙瘩，夏季天热有时长毛而发霉。就是这样每天两顿放到学校大食堂的免费蒸笼里加热蒸熟，上完课后用它来充饥，维持着漫长而又艰苦的三年高中（有的初中、高中、一共六年）学习生活。
由于公社化、大食堂、大跃进、大炼钢铁、大放卫星的浮夸风极为盛行，头脑发热违背科学的蛮干，做出了一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劳民伤财的蠢事，搞的得不偿失，社会经济及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以至于到了第二年即1960年春天，在我国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全国性大饥荒，也就是常被人们称之为的“三年自然灾害”。当时饥饿像阴云一样从一个地区扩散到另一个地区，几乎笼照了整个华夏大地……
实际上从1959年入冬，粮食就开始紧张短缺了，人们的口粮定量开始一减再减，我们高中生每月三十六斤的定量，最后减到十九斤还要节约一斤支援灾区。一时间什么“瓜菜代”（用瓜菜来代替粮食）“人造肉”（青萝卜、黄萝卜块裹上面糊糊烧菜）等新名词不断地出现，红薯、豆饼、豆腐渣、谷糠……都被人们用来当作主食。过了冬季到了来年春天，灾情更为严重，饥饿如恶魔像瘟疫一样向四处扩散蔓延，从农村到城市袭击着人们。
饥饿、脬肿、疾病，吞噬着人们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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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天灾人祸　高中辍学（三）
更新时间2008…6…25　21：15：45 字数：5315
第三节
公元一九六零年的春天，是一个饥饿的春天。
在中国这是一次全民性的大饥荒，广袤无垠的农村大地被饥饿的恐惶忧郁所笼罩……
大跃进、公社化、大食堂的浪潮把农民的一切都卷为“公有”，连家中做饭用的铁锅，也早已被五八年大炼钢铁投进了土镕炉为钢产量的提高做了贡献。
当时乡下发生粮食灾慌，人们手里几乎无有填充胃囊的东西，什么红薯叶、干菜、榆树叶、榆树皮、野菜都被人们吃光，农村出现了脬肿和饿死人的现象！
我们学生的粮食定量也被一减再减，由原来的三十多斤减为十九斤，还要节约一斤支援灾区。过去每顿能吃一个大点的馍馍，后来馍馍的个头越变越小，最后也被减掉，换成了有时用小米或豆饼、麸皮、谷糠来掺和着黄萝卜、青菜煮的稀粥。开饭时一点食物深沉在桶底，上面的清汤可以照见人影。
学校领导与老师他们有小灶，而他们的粮食定量比学生还少，只是他们有工资在吃副食品和蔬菜方面比我们学生吃的好很多。但毕竟是在饥荒中，吃稀汤的时候仍然不少。
当时每逢下课，师生们首要的事就是争先恐后的跑厕所，因为经常一天三顿饭多是稀汤，出现了人们急于排队上厕所屎少尿多的怪现象……
饥荒在蔓延扩散，人们在饥饿中挣扎，不断地传闻在农村发生饿死人的事情，我们学校也出现了家住乡下的学生不来上学的现象。
到了1960年的4月初，我们班由原来的五十多人减少到四十余人，当时学生中出现了脬肿，身体极度虚弱，有的连体育课都上不成。人们惶恐不安、情绪低落，但还不能对人言说，唯一的希望就是如何能找到一点食物填饱自己的肚皮……可是每周仍然要在班里分组政治学习讨论，各自表态“赞扬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和展望共产主义社会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美好生活前景！”
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我们正在上自习课，作为班主任的“秃顶”颜老师，突然风尘仆仆地走进教室，他态度忏悔地对学生说：“今天我来晚了，是因为我老爹病故，上午回到乡下料理后事。他是个地主分子，我在家里只待了几个小时，连一滴眼泪都没有掉，把事办了我就赶回了学校。”
他的话让班里的学生都感到吃惊，表明了他对地主分子的爹的怨恨！同时也表白了他对人民的教育事业是何等的“重视”——古代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而他为了革命工作却做到了爹死无暇料理。
“秃顶”颜本是亳县涡河北的颜村人，解放前由于他爹会经营，顾人种地擅长“剥削”，家中慢慢地富裕起来，供养他读私塾、上中学，在解放前夕他高中毕业考上了师范学院毕业于五十年代初，后分配到亳县二中担任中学语文老师。
时值刚解放不久，斗地主分田地，镇压反革命，千百年来受苦的人们要向地主、资本家剥削阶级清算他们的罪行，以求翻身得解放。
“聪明绝顶”的颜老师看到了改朝换代，就采取了紧跟形势，单盯领导，溜须拍马，谄媚奉承……
尤其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他极会伪装，扮演了一个比出身于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家庭子弟还要积极的“反右”勇士！当时他在批斗“右派”分子的大会上，他能一边声泪俱下地声讨他自己剥削阶级罪恶家庭，又能一边狠命地揭发批判他人“*、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将烈火烧向别人，以图保住自己不被打成“右派”
实际上大多数师生的眼睛也是雪亮的，心中有数。只是他当时拼命地讨好领导，极力地阿谀奉承，抬高自己，诽谤他人，人们不敢接近，只能远而“敬”之。
世界上什么都能作假，可以掉包，唯独自己的爹妈是不可随意更换的。
“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选择”。
本应为人师表，作风正派，品行端正的老师，应该给青年学生作一楷模，但他却是这种“德行”叫人恶心，令人鄙视。
当天晚自习我听了他的怪论，次日上午我禁不住的对人说：“‘秃顶’颜可能是个冷血动物。”
没想到没过两天，就有人向他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