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台湾流浪到大西北》第50章

上交报告的单位也没有。
眼看就要到了1962年的年末，学校马上就要放假了，老师们也要离校回家过年，而我在此临时代课的工作也就随之结束，又要无处栖身了。
可是我的户口迁移报告仍然无处可交，没有一点着落。
在着急中，我突然想起当时在县民政局任局长的张凤仙先生，听说他过去曾与我你相识，不仿试试求他帮忙，这也是临时抱佛脚，病重乱投医没有办法的“办法”。
我打听到张局长的住址，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前去拜访。张局长年纪五十，高高的个子，待人较为和气。相见后我先作了一下自我介绍，然后谈到我母亲去世后，一人求学的艰难和在六零年“三年自然灾害”中辍学后的困难，请求他给于帮助将我的户口迁往西安去投奔亲戚生活。
他听了之后颇为同情；拿出钢笔在我的报告上写了“请城关镇方镇长帮助办理”的指示。并告诉我方的住址，让我去找他帮忙。
第二天上午，我在上班之前就赶到了方镇长的家中，将张局长签过意见的报告交给他，他看后随即便在上面写了“请涡北（涡河北岸）派出所给于办理”的意见。
当天下午，我拿上五里庙小学的集体户口簿来到涡北派出所找到所长，他马上就让户籍员给我办理了户口迁移证，其迁往地址为“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庙后街派出所”。随后我又到县粮食局办了粮食关系证明。
事情办的就是这么的简单。总共没有超过两天的时间，我就把当时一个人赖以生存的户粮关系都已办妥。
这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知道了“权力可以办事”的奥秘。
从此我由亳县迁往他乡，已不是亳县所管辖的居民，也与亳县脱离了一切关系。
1963年1月上旬，学校已经放假，学校老师纷纷离去，与家人团聚欢度新年。而我此时在亳县已没有什么亲人，孑然一身无一牵挂，在我即将离去的时候，心中最放心不下的，是我母亲和外公、外婆她（他）们的坟。此次一走远行千里之外，前途未卜，祸福难测，想必也是道路曲折，凶多吉少，不知以后何年何月才能回来再次吊唁她们！
因此在我离开亳县的头一天下午，我在街上买了两刀黄纸和一些纸钱，前往汤王墓村去给老人家上坟。
时值寒冬腊月，北风凛冽，我走进位于涡河岸上的坟地。此时已是日头偏西，残阳如血……几只将要归巢的乌鸦在远处一片枯林上空盘旋聒噪！
坟头上长满了枯草，一片凄凉的景象。
我分别在两座坟前烧了纸钱，然后跪在母亲的坟前失声痛哭！
一时间昔日的往事又依稀再现……
十年前我母亲的音容宛在，平时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仍然记忆犹新。从我记事起，即使在那硝烟四起，炮火纷飞的抗日战争年代里，有了母亲的呵护和关爱，我始终感到是那么的幸运和安全。在三年内战中，1948年夏，我们由北平撤离到上海又由沪撤到福州，而后横渡海峡到达台湾。后来由台湾展转到舟山群岛，于五零年十月返回大陆，到达亳县……千里流浪，万里漂泊，历尽沧桑，饱受战乱之苦，最终回到故乡。
然而此时母亲却长眠于我这跪拜的厚土中，恍如恶梦，痛不欲生！
——当年我们部分国民党军人家眷，由台湾被遗送到舟山群岛，困居于定海城，生活艰难，度日如年……但我母亲仍不失善心还对春生一家那么的关爱和帮助，直至我们离开定海。万万没有想到两年后我母亲因病去世，我也和春生他们一样失去了亲人成为孤儿。
但是春生他们后来留居舟山，还有兄妹姐弟四人相依为命，而我在亳县却一人长期四处飘零……
母亲去世后，八年漫长不堪回首的求学生涯，让我历经磨难，身心交瘁。
六零年辍学，造成学业半途而废，最后混得连自己都养活不了自己，寄人篱下，仰人鼻息，向人乞食，遭人嫌弃！辜负了母亲过去对我的养育，对我的期望！
我悔恨！我伤心，我痛不欲生。
我长跪在母亲的坟前失声痛哭！请求母亲宽恕我这个不孝的儿子，以后我要立志图强……
今天给母亲上坟，跪拜娘亲！告诉她不几天我就要离开在此生活十二年的亳县，西奔长安谋生——即使人生道路上布满荆棘，坎坷不平，前途莫测，天空闪电雷鸣，*都向我打来！我也要继续生存，挺起腰杆来做人。
这时天色已暮，村里农家的房屋上烟囱里冒起了袅袅的炊烟，人们开始在做晚饭。
我拖着已被冻僵，麻木疲惫的身子离开坟地，沿着涡河边上的土路，步履蹒跚地朝着五里庙小学走去。
此时天昏昏、地沉沉、大雾蒙蒙……背后又传来了乌鸦凄厉而又枯燥的叫声。
我身上冰冷，心已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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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户口迁移　被困西安（二）
更新时间2008…7…6　14：07：29 字数：3338
第二节
1963年1月23日（即农历腊月二十八）早晨，我怀揣着户口和在五里庙学校临时代课积攒下来的二十几元钱，背着一个简单的行囊，（一床薄被，两件单衣），肩上挎着一个已经褪了色的旧书包，里面装着《唐诗三百首》、《宋词一百首》、《李白诗选》、《杜甫诗论》和新近才出版的1、2、3、4、5……《中华活页文选》几本书，以及我的几样洗涑用具。在一个冬雾弥漫的天气里我离开了亳县五里庙小学，匆匆向北走去。
从此我便踏上了一去不返流浪大西北的人生路……
亳县位于安徽省的最北部，它像一只牛角一样插进豫东地区。由于地处偏僻，直至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境内还没有一寸铁路。如果需要乘火车到外地，必须向北行走七十公里才可到达河南商丘车站搭车。这里也是十二年前，母亲带领我们由台湾返回大陆，于1950年10月从上海乘火车经南京，蚌埠到达商丘而后返回亳县的。在亳县生活十二年后，我家破人亡，多遭磨难，无法生活被迫迁出户口，流落他乡……
我从亳县步行了七十公里，在第二天的下午才来到道北（铁路北）朱集子——商丘火车站。当年我们由东南宝岛返回中原，而今是我独自一人由中原流浪西北，东来西去商丘都是我的必经之地，似乎我与商丘有种不解之缘。也让六年前亳县花戏楼旁的瞎子算命的说对了，最终我还是向西飘零。
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闹得国民经济萧条，农村劳动力丧失，人们的生活苦不堪言。尤其是黄河以南、以东的鲁、豫、皖三省交界地区的农村，一到冬末春初青黄不接的时候，这里常有人外出讨饭。其中以兰考等地较为严重。
当我来到商丘火车站已是脚上打泡两腿酸痛，筋疲力尽，疲惫不堪了。走进售票室买了一张当天晚上七时开往西安的慢车票，本想到候客室里休息一下，但是不大的候客室几条木椅子和地上都挤满了人。有的干脆歪倒靠着或枕着自己的筐子、行李横七竖八地倒地而睡，室内的烟味，汗味，臭味混合在一起，空气污浊，气味难闻……时而还有几个衣服破烂，面色憔悴的老人和孩子，端着破碗伸着枯瘦的黑手在候客室里走来走去，向别人乞讨食物和钱……
看到此景，心里十分沉重，一阵酸楚！我在里面不愿意多待，急忙退出候车室又回到车站门前。
此时我又渴又饿，饥肠辘辘，走到一个打烧饼的摊上用四两粮票和两角钱买了两个烧饼，坐在一个台阶上准备充饥。没想到突然从我背后跑过来一个十一、二岁的男孩，他又瘦又黑的小手从我眼前一掠，我手中的烧饼就不翼而飞了，到了他的手里。乞儿边跑边往烧饼上面吐唾沫，还不时地回头望着我是否在追他。
——他瘦如刀削的面颊，黑青凹陷的眼窝，油污褴褛的衣服和那抢走我的烧饼时落荒而逃的神色……已使我心碎，眼中含泪！
我禁不住地向他喊道：“你别跑……小心路滑摔倒！烧饼我不要了”。
然而他根本不听，跑到马路的对面远远地站住，双手捧着烧饼在狼吞虎咽地吞食，还不停地朝我这边张望……
常言说饱汉不知饿汉饥。他这是饿娃也不管我这个饿汉的饥啊！
此时站上铃声在响，由徐州开往西安的445次慢车将要进站。人们蜂拥到剪票口，如同潮水般地涌向站台。
随着一声笛鸣，列车驶进站道，人们像炸了窝的黄蜂一样朝着刚进站还没停稳的车边拥去，呼喊着，吵骂着，背着、拎着、抬着各种各样的包包、筐筐，在商丘的站台上，顺着刚停下的列车奔跑呼喊，要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