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台湾流浪到大西北》第6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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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刚刚探出去脑袋，从桥的北端却跑过来一个胳膊上戴着“治安员”红袖箍的老汉，他在我背后大声喝斥：“走开！尼（你）在那里做啥呢？找死哩。”
我心里“咯噔”一下，他怎么知道我在找死，我急忙把脑袋缩回，转身朝着桥南像一个小偷似的溜走了——最后还是好死不如赖活着。
回到火车站已是下午六点，票房里正在卖票。去西安的火车票钱需要九元，而我身上只剩下五块多钱买不成车票，而只能无奈地站在一边看着别人买票。
这时看见有两个学生模样的青年，手持学生证在排队买票（军人、学生享用半票）。
我的挎包里不是也有学生证吗？不过它是两年前，我上高中时的学生证。如果不是辍学，也是赶在去年夏季高中毕业，可能现在还在上大学。
狗急跳墙，穷极思变。在我穷困潦倒，难以活命的时候，还充什么“正人君子”，为何不用它来试一试？
于是我掏出学生证，在其后面排队买票。
离售票窗口仅有四、五米远，前面只有七、八个人，但我总觉得距离很长，人向前移动的速度太慢。此时我心跳在加快，表情很不自然，似乎有点做贼的感觉。这是我有生以来在第二次作假，第一次验兵替别人抽血。一次为人，一次为已，均为不光彩的事情，在我心中留下了永远抹不去的阴影，每当想起此事还为之羞愧。
“下一个”窗口里的售票员在喊。
我急忙把学生证和五块钱递进窗内。
“到哪去？”她抬起眼皮向我发问。
“去西安。”
随即里面“卡卡”响了两下，学生证夹着车票和找回的伍角钱被撂在窗台上。我一把抓起车票，转身离开窗口。
庆幸的是我又能回到西安了，哪管它是祸还是福。
在兰州我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重要的是让我尽快地离开这个困境，躲进车厢里，度过一时算一时。
次日早晨六点，火车已驶至定西，车厢的广播开始播放新闻和学习雷锋的歌曲。全国上下正在开展学习雷锋活动，此时列车上的乘客也不例外。我们十一号车厢在028号列车员的提议下，推选我为旅客代表——实际上就是协助列车员打扫卫生和给乘客端送开水。
为了不负众望，我拖着瘦弱的身体和忍着腹中的饥饿，往返于车厢送水、扫地，忙得不亦乐乎。
当年，在学习雷锋活动中，说是为人民服务，实际上目的也是各有不同。有的出于公心，为群众大办好事；还有的带有政治目的，获取表扬得到组织上的信任，以便入党提干争取更大的进步。
当时，我就没有这么高的觉悟了。
在我学雷锋给大家做好事的时候，同时也为列车上做了一些工作，由此可以得到他们的优惠。坦白地说，就是为了享用车上免费供应的两顿快餐——早上是两个面包、一碗稀粥，午饭是一大盘鸡蛋炒米饭，或是一大盘肉丝炒面，从而解决了我在途中没钱，没粮票的饥荒……过了天水，临近宝鸡，不久就要到达西安。这时又使我想起半个月前，为了活命，为了生存，铤而走险地“走西口”谋求工作，由西安经兰州，跑到内蒙，而后再去青海，来回往返数千里，历经磨难，吃尽苦头，最终还是无果而回。
回到西安，派出所主管户籍的工作人员又能给我落户吗？能否摆脱困境？这些对我仍然是个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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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事无转机　二去兰州（一）
更新时间2008…11…17　1：20：16 字数：1955
第一节
1963年4月9日，我由兰州返回西安情况还和先前一样，我的户口派出所仍然不给落户。为了生存，我不得不再次找阎师傅，跟着他干一此修缮旧房的泥瓦活，以此挣点工钱来维持生计。
5月中旬，我姑家突然收到表弟季新生由甘肃的来信，讲他已调到兰州市七里河，西北建设工程局第十一公司四处建筑队工作。
五六年春，季新生母亲死后一个多月，他由西安返回亳县为母上坟，当时还是我陪他去的。事后他又返回西安随生父上学，从此分手已有七、八年，再也未曾见过面。
听我姑父说，他由安徽亳县回到西安后待了不到两年，就于五八年初大跃进时期，随父及继母一同去了广东。五九年初中毕业考入了广东茂名市水利建筑学校，后因六零年“三年自然灾害”学校停办，三年中专上了不到两年，便被提前分配到湖南株洲市某建筑工地上班，自此也就参加了工作。现在因为国家又恢复了大西北建设，而从广州、上海、杭州及湖南株洲等地调来一大批建筑工人到兰州，组建了西北建设工程局的第十一建筑公司，于是他也被调往兰州工作。
在我于西安无法生存，陷入困境走投无路的时候，表弟的来信给我带来了一线希望，再次使我产生了西行的打算。
我将这种想法告诉姑父，开始他有些顾虑，认为这是一次冒险。但我在西安没有户口，没有口粮，没有工作又怎么生活？无奈之下也只好由我而去。并告诉我他河南老家有一个本家小叔叫关毓敏，解放前参加革命，于1949年随解放军进入新疆，后在阿尔泰专区医院工作。又把他两年前的来信找出来，将信皮交给我说，上面有他的地址，如果到兰州找不到工作，实在是走投无路了，你可到新疆找他。到时候我再给他写封信。
事情也只好这样了。
我抓紧时间跟着阎师傅去干些泥瓦工活，挣点工钱以作西行的路资。
5月下旬，气候慢慢地转暖，我也在准备上路。在动身的两天前，我决定去住在东道院，与我姑家相隔几个门的范警官家里找他要回我的户口迁移证和粮食关系证明，你有什么权力扣压我的证明呢？要回来装在身上起码还可以证明我是因为户口不能够落户，而被迫四处流浪的，不是作奸犯科之人和畏罪潜逃的地富反坏右份子。
当天晚上六点多钟，我来到范警官居住的大杂院里，这时他正在两间小南屋的房檐下炒菜，时而加盐，时而往菜里加放酱油和醋等调料，慌得他手忙脚乱。而他的老婆和小姨子却在屋里逗着他的孩子玩。
“范同志！我的户粮关系交给你已经三、四个月了，为什么还不给落户？”我在一旁问他。
“尼（你）不具备条件。”他一边炒菜一边回答。
“既然不给办理，又为什么扣留我的户粮关系呢？”
当时，不知是因为他忙于炒菜顾不上回答，还是理亏而哑口无言。
过了一会，他才对我说：“明天早晨上班后，尼（你）到派出所额（我）的办公室去拿就行了。”
已再无多说的必要，我转身离去。
次日上午，我来到庙后街派出所范的办公室里，将在此搁置三个多月的我的户粮关系取回，便彻底结束了我的户口迁移西安的“美梦”。从而也就改变了我以后的人生轨迹……
两天之后，我再次踏上了流浪天涯的行程，先到了兰州，而后继续西行，经过酒泉、嘉峪关，西出玉门，最后流落到了新疆，风风雨雨，转眼一晃四十余年！
若干年后，每当我想起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时，心里难免泛出一种酸楚！我仍然不明白，当年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作为一个小小的户籍警，他就能有决定一个人的命运的权力，置人于死地……在我后来的人生中增添了许许多多的伤与愁。
然而，在我写这个“盲流回忆录”的时候，有时也会想起他的所作所为，还要“感谢”这位不可一世的范警官。
——假若他不视我为阶级异已，不扣压我的户粮关系，我将会在西安落户，在那生活。后来就不会出现，我千里迢迢“走西口”。也不会出现我去青海，三番五次过兰州。更不会发生后来我怀揣户口去盲流的怪事——西出阳关无故人，只身一人闯西域，千里飘泊，万里流浪，历尽磨难，饱经风霜，体会了世态炎凉，感悟了百态人生。
之后也不会有这种坎坷的经历和盲流的生活素材，也就写不出这本三十多万字的“西行流浪记”。
1963年5月30日，我揣着已经过了期的户粮关系，带着一直伴随着我的几本文学书籍和一条旧棉毯，以及我姑父送给我的一件呢子上衣和一块德国造的旧怀表。这两样东西都是四八年在北平时，我父亲送给他的——上衣是我父当年穿过的校级军官服，原来是陆军黄尼色，解放后姑父怕招惹麻烦，便将其投入针织厂的酱紫色的大染缸里，染成了红不红，紫不紫的咖啡色。穿用几年后，现将它又给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