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历史在民间》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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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成功了或失意了、受伤了以后，从社会大校场上抽身便走，这意味着人生“战略”上的一种转移或撤退。倘为成功者，带着伤痕大隐于市，体会功成身退的自慰。毫无家族权力背景的女性，徒手打天下并且获得某种成功居然不曾受过伤，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这样的事是不多的。倘为失意者，则一边自疗伤口一边总结教训，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失意本身即伤痕，而且大抵又是由男人造成的。这一类女性不仅内心更加地“方”了，而且其外也不复“圆”。那曾“圆”过的外形变得模糊了，晕开了，边线若有若无了。如果说晕是月亮的框子，那么以守为攻是她们的心理的框子。她们的心理在那一框子内其实并不万念俱灰，而是处于高度的“备战”状态。倘她们东山再起拥有了一定的实力，她们往往对男人具有报复性。即使并不如此，也往往对男人不屑一顾，予以轻蔑。当然，也有人陷于较长久的自哀自怜不能自拔。更有人并不急流勇退，以独身“女强人”的姿态为自己标定一个比一个高的目标，鼓励自己实现一次比一次大的野心。企图在这种无休止的过程中忘记自己是女性，仿佛变成了中性人。
女“独身族”们几乎没有不自言独身潇洒、独身也美好的。
然而我们知道，女性一旦成熟为女人，独身肯定是不自然的，不美好的。
独身只在一种情况下可称为理智的选择，那就是形式上的糟糕的婚姻。
这一种相对性，决定了无论对于男人还是女人，独身的选择起点是较低的。
她们也知道这一点。
知道而偏说独身的潇洒和独身的美好，足见她们是多么的言不由衷，又是多么的内心苦楚。
让我们祝愿她们都能早日有情人终成眷属，告别她们本性上其实并不愿恪守的“独身主义”。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一些女大学生们，第一崇拜财富，第二崇拜权力，第三崇拜明星，第四崇拜女性的性魅力，第五，具有极端地自我崇拜……因人而异，还可以列出另外的许多条。但前四条无疑已包含了她们最主要的崇拜内容，无非顺序的先后不同。
她们中毕业后分配在电台、电视台、报刊杂志的文科大学生们，按着自己的喜好一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的中国综合文化的老面孔。电台、电视台的节目审查制度依然相当严格，她们的喜好每每受阻。但是今天看来，她们已按着自己的喜好占领了全国大多数报刊杂志的半壁江山。如果说中国的大文化内容空前丰富了，风格空前绚丽了，包装特别多彩了，那么有她们的一份功劳。如果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的中国大文化酸味儿多了、嗲味儿多了、娇味儿多了，未免太甜了、太软了、太媚了、太性感了，那么也是她们苦心营造的结果。
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中国大文化的性感，肯定有人急欲反驳。其参照又肯定是西方大文化——的确，我们还远没裸到他们那么到处可见的程度。
不过我以为，女性肉体的彻底的裸，要么美，要么妖，要么媚，要么邪，因为彻底，性的意味公然了，一眼望去，想象夭折于全部的展现之前，面对其“性”反而没了太多所“感”。
这就好比男人可以比较自然地面对穿得较少的女人，却实难比较自然地面对穿得非常之透的女人。女人不是穿得少而是穿得透，据我看来，便等于放射着邪性了。
有些经营报刊杂志的女编者们，似乎很精通“透”的学问。连她们所撰所编之稿、所拟定之标题，也每每“透”出女性荷尔蒙的并不见得芬芳的气息。
这一种“透”的学问，从报刊杂志上借用到了舞台上。由封面、由文字而至演出服，不露，但是极“透”；不裸，但是意在性感的用心一目了然。
林语堂对此曾有过这样一番言论：“艺术使现代人有了性的意识，这一点我是不怀疑的。第一步是艺术，第二步是商业对于女人身体的利用，由身体上的每一条曲线到肌肤的波动上去，最后一步是涂脚指甲。我不曾看见女人的身体的每一部分那么完全受商业上的利用，我不很明白美国女人对于利用她们的身体这件事情，为什么服从得那么温顺。把这种商业上利用女人身体的行为，和尊重女人的观念融合起来，是很困难的。”
他还说：“因此今日的人要‘艺术化’的时候，只须拿起一本杂志，将广告看一下。”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中国，女性挖空心思地“艺术化”自己的身体，积极地为商业之目的服务。她们干得往往比以此为职的男人们还来劲儿，还内行，甚至还专业。
对财富的崇拜，对权力的崇拜，对明星的崇拜，对女性之性魅力的崇拜，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大文化中泛着一阵阵浮华迷醉的绚丽多彩的泡沫。至今仍在泛着，大有一举将中国文化基本的朴素品质淹没掉的趋势。名车美女、豪宅美女、华服美女、珠宝美女、珍馐美女、美酒美女，商业加性感，性感助商业，几乎无孔不入地侵略着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一根视听神经。
与此现象相对应的，乃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几千万工人的下岗。
倘我们的目光投向他们中的女性，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女性话题不免顿时显得沉重起来。
但即使是她们，我认为，也体现出与以（W/U）往时代极为不同的进步特征来。
一九五八年，有一大批妇女经动员迈出了家门，那是当年工业发展的需要。当年的一条口号是——“妇女姐妹们，我们也有两只手，不要围着锅台转，投入到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议中去！”
而仅仅两年后，她们又被成批地撵回家里。在那两年中，有人被树为先进典型，有人因工致残，有人在实际上并没挣到多少工资（许多工厂一直信誓旦旦地欠着她们的工资）——但一被宣布解除工人资格（当年不用“解雇”一词，认为那是资本家一脚踢开工人时用的词），几乎普遍无话可说，温温顺顺地默默地就回家了。所欠工资，倘补给，就庆幸万分。不给，委屈一个时期，也就算了。致残者中，很少有从此月月领到抚恤金的。说她们不是正式工人，不能享受那一项待遇，她们也就放弃力争了。
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下岗女工们之权利意识则提高多了。普遍的她们，最初总想讨个公平的说法。她们开始懂得，即使和国家之间，也是可以大小猫三五只地算算究竟谁欠谁的。账是允许一笔勾销的，道理却非摆清楚不可。摆不清楚，什么厂长局长以及更大的官儿，日子也许就不太消停。
或许，有人会反对我的观点，认为这恰恰证明她们的觉悟太低，认为她们还应该像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妇女们那样才可爱。
但是试问，如果没有她们这种起码的权利意识的提高，国家的责任意识又怎么会提高？公仆们的责任意识又怎么会提高？起码，公民们权利意识的提高，对于国家及公仆责任意识的加强是有促进作用的。
而在一个法制健全的时代，国家和它的公民在法律面前应该是完全平等的。法律既维护国家的权利，也要同样维护公民的权利。二者中的任何一方损害了另一方的权利，另一方都有充分的理由在原告席上郑重起诉。
当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下岗女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