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历史在民间》第49章

当年的“革命样板戏”《海港》和《龙江颂》也最能从文艺的被扭曲了的性质方面说明问题。《龙江颂》中的第一号“女英雄人物”江水英，没丈夫、没儿女，当然更不可能有什么情人。但她家门上，毕竟还挂一块匾，上写“光荣军属”四个大字。到了《海港》中的方海珍，不但没丈夫、没儿女，连“光荣军属”的一块匾也没有了。舞台上的方海珍，看去应在四十余岁。比《廊桥遗梦》中的弗朗西丝卡的年龄只小不大。方海珍也罢，江水英也罢，头脑之中仅有“阶级斗争”这根“弦”，没有丝毫的女人意识。生活内容中只有工作，只有教导他人的责任，没有丝毫的情爱内容。如果说她们身上也重笔浓彩地体现着爱和情，那也仅仅是爱国之爱、爱职责之爱，同志之情、阶级之情。一言以蔽之，她们仿佛都是被完全抽掉了男女情爱、性爱本能的中性人，而非实实在在的女人。另一“革命样板戏”《杜鹃山》，乃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全国现代戏剧会演中的获奖剧目。原剧中的女党代表柯湘，与反抗地主阶级剥削压迫的农民武装首领雷刚之间，本是有着建立在“共同革命目标基础”上的爱情关系的。然而连建立在这一“革命基础”上的“革命的爱情”关系，在“革命文艺”中，也是被禁止的。因而后来改编成的“样板戏”中，爱情关系被理所当然地一斧砍掉了。
到了“文革”结束后的最初几年，情爱主题在文学艺术中依然是一个“禁区”。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大概是第一篇反映婚外恋主题的小说。它的问世在全国引起沸沸扬扬的反响，酿成过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以至于全国妇联当年也参与进了是是非非的纷争之中。
而今天，经历了只不过仅仅十年的演进，中国文学艺术之中的爱、情欲和性，却已经几乎到了无孔不入的程度，已经只不过成了一种“作料”。因而便有了这样一句带有总结意味儿的话语：“戏不够，爱来凑。”这样一句总结性的话语，其实包含着明显的批评成分。批评来自读者，来自观众，来自小说评论家和影视批评家。连小说家和编剧家们也相互以此话语自嘲和打趣起来。似乎无奈，又似乎心安理得，又似乎天经地义。爱、情欲和性，尤其在小说和电影中，越来越趋向于低俗、猥亵、丑陋、自然主义（下流的自然主义），越来越不圣洁了，甚至谈不上起码的庄重了。仿佛某人由于某种锦缎价格昂贵，虽心向往之却根本不敢问津，甚至经过布店都绕道而行，忽一日暴发了，闯入大小布店成匹地买。不但买了做衣服，还做裤衩做背心，做鞋垫做袜子，做床单做台布，而新鲜了几天就索兴做抹布做拖布了。几乎凡是小说都有爱，都有情欲，都有性，就是缺少了关于爱的思想、关于情欲的诗意、关于性的美感。而且，在许许多多的书中，男欢女爱的主角们，年龄分明越来越小。由三十多岁而二十多岁，而少男少女。后者们的爱情故事，在西方是被归于“青春小说”或“青春电影”的，而在中国却似乎成了“主流”爱情故事，既轻佻又浅薄。在我们的某些“青春小说”和“青春电影”里，爱被表现得随意、随便，朝三暮四如同游戏。这也许非常符合现实，但失落了文学艺术对现实的意义。而这一种意义，原本是文学艺术的本质之一。爱的主题并不一定只能或只许开出美的花朵。现实往往能滋生出极丑和极恶。这样的文学名著是不少的，比如巴尔扎克的《贝姨》和《搅水女人》，左拉的《娜娜》，这些名著中的批判意识显而易见。正如左拉在着手创作《娜娜》之前宣言的——坚定不移地揭示生活中的丑恶和溃疡。《娜娜》这部书中谈不上有爱，充斥其间的只不过是一幕幕变态的情欲和动物般的性冲动。它是我看过的西方古典小说中最“肮脏”的一部，但是却从来也没使我怀疑过左拉在法国文学史上文学地位的特殊存在。而中国的当代作家中，有相当一批人，巴不得一部接一部写出的全是《金瓶梅》。似乎觉得《红楼梦》那种写法早已过时了。《金瓶梅》当然也有了不起的价值。如果将其中的情欲和性的部分删除，它也就不是《金瓶梅》了。我当然读过《金瓶梅》，它在每段赤裸裸的情欲和性的描写之后，总是“有诗为证”。而那些“诗”，几乎全部地拙劣到了极点，后来干脆不厌其烦地重复出现。同样的字、词、句，一而再、再而三地使用，好比今天看电视连续剧，不时插入同一条广告。我们的现当代评论家，不知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基于什么样的心理，一代接一代地也几乎全部都在重复同样的论调，强说它是一部“谴责小说”、“暴露小说”、“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仿佛中国小说的批判现实主义的精神正是从兰陵笑笑生那儿继承来的。从《金瓶梅》中男女们的结局看，似乎的确一个个都没有什么好下场，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是“谴责”，就是“暴露”，就是“批判”，最多只能说是对追求声色犬马生活的世人们的“告诫”罢了。往最高了评价也不过就是一部带有点儿“劝世”色彩的小说。那“谴责”，那“暴露”，那“批判”，实在是我们自己读出来的，实在是我们自己强加给笑笑生的。倒是他对西门庆一夫多妻的性生活的羡慕心理，以及对他和女人们做爱时那种五花八门的每每依靠药物、器具的八级工匠似的操作方式的欣赏、愉娱，在字里行间简直就掩饰不住。据我看来，笑笑生毫无疑问是一个有间接淫癖的男人。他从他的写作中也获得了间接的性心理和性生理的快感。可以想象，那一种快感，于笑笑生显然形同手淫。后人将“批判”和“谴责”的桂冠戴在他的头上，实在是意味着一种暧昧。倒是日本和西方对它的评价更坦率些，日本认为它是中国的第一部“性官能小说”。
日本当代某些专写“性官能小说”的人面对《金瓶梅》往往惭愧不已。他们中许多人丝毫也不害羞地承认，他们对性进行官能刺激的描写和发挥，满足读者官能快感的想象，从中国的《金瓶梅》中获益匪浅。据我所知，在西方，《金瓶梅》是被当作中国第一部“最伟大的”、“极端自然主义的”“空前绝后”的“性小说”的。这才评论到了点子上。《金瓶梅》和《娜娜》是有本质区别的。笑笑生和左拉也是有本质区别的。性爱在中国当代小说中几乎只剩下了官能的壳，这壳里几乎毫无人欲的灵魂。
婚外恋是一切中产阶级的中年女人们最经常的幻想游戏。这几乎是她们世袭的意识特权。这一特权绝对不属于处在社会物质生活底层的中年女人们。
说到中产阶级的中年女人们普遍的婚外恋幻想，对一个男人来说是有点儿难以启齿的话题，往往比中产阶级的中年女人们更难以启齿，我此时所面临的尴尬正是这样。我绝对没有对于中产阶级的中年女人们的敌意和挖苦。恰恰相反，我经常怀着一个男人温厚的心意，像关注我周围一切的新生事物一样关注她们的滋长和存在。在近十年里，很滋长起了一批“中国特色”的中产阶级妇女。由此可以进一步断定，中产阶级正在中国悄悄形成着。这无疑是改革开放的一大成绩，证明中国“脱贫”的人多了起来。而且，不必谦虚，我也是这个正在悄悄形成着的阶级中的一员。只不过我的情感的尾巴梢还搭在我所出身的那个阶级中，我很不心甘情愿、很不乐意被这个阶级的某些特征所熏陶、同化；只不过我不是这个阶级的一名妇女；只不过，我对它的某些阶级特征，一向总有某些克服不了的厌恶。真的，我有时讨厌一个中产阶级特征明显的女人，甚于讨厌柳絮。在春季里，在柳树生长出嫩绿的新叶之前，柳絮飘飞漫舞，落在人的身上和头发上，是很令人不快的事。尤其落满人家的纱窗，那纱窗若不彻底刷洗，就透气不畅，起不到纱窗的作用了。中产阶级的明显的特征，再加上明显的中国特色，你如果稍有社会学常识，想象一下吧，会使女人变得多么酸呢？柳絮落满纱窗的情形，常使我联想到人的大脑沟回里积满灰尘的情形。
我再强调一遍，我对中产阶级的中年妇女们绝无敌意，只不过有时候有点儿厌恶，但那是完全可以忍受的一种厌恶。正如我从来也不曾对柳絮咬牙切齿一般。说到底，我厌恶她们的主要一点恐怕仅仅是她们成了中产阶级女人以后的沾沾自喜和成不了中产阶级女人的那种嘟嘟哝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