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历史在民间》第53章

遭到的灾难，比它带给别国，首先是中国的灾难，似乎更具有恐怖性。
且，半个多世纪以来，任何一个国家，都找不出一条哪怕是相对成立的理由对日本表示较由衷的同情。
日本只能长久以来暗暗怜悯自己。
这一种自我怜悯，只要稍微过分，则就不免意味着是对“二战国际战犯审判团”的公然挑衅。
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首先是中国，都有最正当的权力提醒日本：别忘了日本首先是祸首国！别忘了日本给他国带来的深重战争苦难！……
日本对于“二战”，真真是有苦难言，欲说还休欲说还休……
那么，便反省吧！但是，反省得越深刻，越意味着要承认——用中国人的话说，承认“自作自受”。
这是一种很大的勇气。
这是很高的反省境界。
对于一个人难能可贵，对于一个国更加难能可贵，对于日本这样一个民族自尊心十分强的国，尤其难能可贵。
许多日本人已经这样难能可贵地做到了，包括一些当年的“皇军”。一些日本人目前还做不到。因为要做到这一点，还须对死于原子弹的日本人有个过得去的说法。他们基本上是平民百姓，他们无辜，他们死得惨，也死得冤。
他们的死──归根结底，是由日本造成的。即使将当年的日本说成是日本军国主义，以与今天的日本相区别，它也还是日本。一个国就是它的民众的国，怎么叫都仍是那个国。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妨持这种观点。这么想这么表明态度，都不至于有什么沉重的心理压力。但是一个日本人，设身处地理解，是会有心理压力的。原子弹是美国制造、美国人投下的，死于它的威力的是日本人，他们的死是日本造成的，是日本当年自作自受——这样的逻辑，符合“二战”的正统史观，但又是多么难以符合一个日本人的民族情感啊！何况死者中，也许就有某一个日本人的至爱亲朋。
如果日本在“二战”中并没有侵略罪恶，那么日本今天就可以理直气壮地申述自己的战争苦难，由一个“二战”祸首国变为一个“二战”受害国了……
但是……
但是日本当年对中国，对朝鲜，对整个亚洲，犯下了严重的侵略罪恶。铁证如山，案是翻不了的。
于是，一些日本人在日本当年的侵略罪恶和后来的原子苦难之间，尴尬地陷入了半个多世纪的沉默。对前者他们欲说还休，对后者他们也只能欲说还休。他们的尴尬，是人类最矛盾的尴尬之一种。他们的沉默，是人类最不心甘情愿的沉默之一种……
我以为，他们是可以被理解的。
我这个中国人能理解他们，也愿理解他们。
第三类日本人相当恶劣。他们干脆企图否认日本“二战”时期犯下的侵略罪恶。尤其企图否认日本的侵华罪恶。“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日本的一切侵华阴谋和罪恶，他们一概的干脆企图否认。他们不顾铁证如山的历史事实，他们利用大多数西方人对日本侵华罪恶所知甚少，尤其利用西方某些缺乏国际正义感的政客对日本侵华罪恶态度暧味这一点，妄想将侵华战争说成是日本当年并不愿进行的一场战争。而且，似乎谁打响的第一枪，还是一件有待澄清的事。他们的动机是十分明显的，如果西方世界对日本当年的侵华罪恶保持心照不宣、讳莫如深的沉默，则他们就敢更加公然地放大胆量地进行翻案。仿佛历史事实是可以篡改的，只不过篡改之前要争取到西方世界的默许。至于中国人民答不答应，他们似乎是不屑一顾的。山本五十六当年曾留给日本后人们一句话──“我们得到了一个珍珠港，却激怒了一头狮子”。他们的放肆，今天也等于是在激怒中国这一头狮子。他们似乎不明白，中国人民一旦以怒而对日本，日本在亚洲在世界上，也是没什么美好前途的。至少他们的美妙前途会投下巨大的国际关系的阴影。如果他们真的忘记了山本五十六的话，那么中国人民也可以忘记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人民对日本予以的宽恕。是的，中国虽有原子弹，但决不会往日本发射。中国人民也许首先会向日本重新索讨战争赔款。中国人民一旦真的开始索讨了，那么是绝不肯看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脸色的。日本倘不给一个说法，中国人民是绝不肯罢休的……
第三类相当恶劣的日本人，是日本的某些又愚蠢又自以为高明的政客，以及一些民族主义、新军国主义、新法西斯主义分子，他们形成了日本的一股极右势力。他们在日本是极少数。所幸他们的表演，还不足以达到彻底激怒中国人民的地步。故“所幸”二字，实在仅只是对日本和日本人民而言，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其实倒是无所谓幸与不幸的。
我的日本同行们，更具体地说，此次接待我们，任劳任怨地对我们尽地主之谊，热忱坦率又认真地与我们进行研讨的日本电影编剧家们中，没有第三类日本人。一个也没有。毫无疑问，他们都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有的是中国人民的诚挚的好朋友、老朋友。
在会长铃木尚之先生家为我们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理事长山内久先生致辞时，站起来情真意切地说：“最近，我的一位朋友的老父亲去世了。他的老父亲当年是侵华日军中的一名军曹。近半个世纪以来，他时常深为日军和他自己在侵华时期犯下的种种罪行而忏悔。他留下了遗嘱，将自己的全部遗产变卖掉，资金要全部用来做些促进日中友好的事业。我的朋友，由衷地按照他老父亲的遗嘱做了。他组织了一个私人剧团，日夜赶排了一部揭露日军当年侵华罪恶的话剧。目前，他正率团在中国的东北各省市巡回演出。他们受到了中国观众的真诚欢迎。他在长途电话里告诉我，每到一地，他都会被中国人民的宽宏大量感动得哭一次。现在，我们在日本欢迎中国朋友，我的心情也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我不想客气地称你们小姐们、先生们，请允许我代表日本电影剧作家们这样称呼你们——朋友们……”
面对这样的日本人，我们又怎么能不将他视为我们的，视为中国人民的朋友呢？
我们还观摩了山内久先生的编剧新作《沉默的海》。
它讲述了半个世纪前，日本和朝鲜之间的一次历史事件──日本在一些朝鲜族村虏捕了大量青壮年，为日军修筑工事。他们充牛做马，生死如草芥。日本投降后，他们乘船回国，其船不幸沉没于日朝海峡之间，所有男女老幼，全部遇难……一名当年同情过他们、帮助过他们、替他们受过鞭罚的日本“劳工长”，从此亦抛妻弃子，离家出走，杳无音讯。原来，在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他一直隐姓埋名，当了一名灯塔管理工，每日遥望那一片沉默的海峡，为亡者的灵魂祈祷，替日本的罪恶忏侮……
这是一位日本编剧家，在今天所能做的，最有历史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事啊！
他已经是竭尽所能在做了。
但是我们和我们的日本同行中的某些人，在最后一天的讨论中，也几乎争论了起来。我想，最终没有形成争论，是由于时间的关系。也是由于语言障碍的关系。争论如果必须通过翻译，往往是不能真的唇枪舌剑起来的。翻译的“第三者插足”，客观上截断了争论，缓和了冲突。
争论是由中国电影《红樱桃》引起的。
我们的朋友们首先提出一个纯“艺术观”的质疑——《红樱桃》中的女主人，究竟是一个虚构的艺术人物，还是一个现实中的真实人物。他们觉得女主人公只不过是一个艺术人物。如果是艺术人物，又怎么可以借助纪实手法，打出字幕，告诉观众她于某年某月某日死于北京呢？这不是违反纪实原则的吗？
平心而论，日本朋友们的质疑，是不无道理的。
我们也当然知道，《红樱桃》中的女主人公，其虚构性远远超出了真实性，整部电影的故事，显而易见，取材于一篇虚构的小说《人皮灯罩》。
我方的回答，便不免有些逻辑牵强。
于是话题引到了《南京大屠杀》。他们曾要求观摩这一部影片。但是我们没带去。据说，电影局的同志认为，友谊交流，还是以不带那样一部影片为好。
八十三岁的德高望重的日本老导演新膝兼人先生缓缓开口道：“为什么不让我们看《南京大屠杀》呢？我不明白中国朋友究竟有什么顾虑。”
中西隆三先生接着说：“原子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