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他的顾问》第53章

这些都是指出本质的说法。
毛泽东同志给予战争以天才的定义，他说：“战争——从有阶级社会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与阶级、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政治集团与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之矛盾之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这种定义是否正确呢？我以为这是正确而完善的定义。因为它指出了战争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阶级社会的历史现象，那么它就将随私有财产、阶级与国家之消灭而消灭，并不是人类社会不可分离的随伴者。因为它指出战争的本质是一定发展阶段上的斗争的最高形式，那么，不是任何矛盾，不是任何时候都会发生战争。而在这最高斗争形式之外，不能否认其他的斗争形式，相反的还应该与其他斗争形式相配合。
我们把战争的本质发掘出来，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反对战争的歌颂者之宣传与歌颂反革命的战争，舉们也反对和平主义者之反对一切战争。
我们要发掘出战争的本质，根据此本质的区别，才能确定我们对各种战争的应有态度。
怎样发掘与判定现代具体的战争的本质呢？列宁早于1916年告诉我们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必须研究战争的政策，研究这势必引起而且已经引起战争的政策。如果政策是帝国主义的，换句话说如果政策拥护财政资本的利益，掠夺和压迫殖民地和其他国家的，那么从这个政策中产生出来的战争，就一定是帝国主义战争；如果政策是民族解放性质的，换句话说如果政策是代表反民族压迫的群众运动的，那么从这个政策中产生出来的战争，就一定是民族解放性质的战争。”（列宁：《论民族战争评克叶夫斯基》）
在1915年，列宁也曾说过：“相反地，近几十年来在中国、波斯、印度和其他一些附属国里，我们看到的政治却是亿万人民觉醒起来争取　民族生存，是亿万人民要从反动大国压迫之下解放出来。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战争，现在仍然只能是资产阶级进步的、民族解放的战争。”（列宁：《社会主义与战争》《列宁选集》第二卷第673页）。
把战争的本质揭发出来，也就是把战争的真正的政治目的暴露出来，就能揭破资产阶级的欺骗，而决定我们的态度。帝国主义战争是　“拥护财政资本的利益”（列宁），“其目的是在侵略和奴役别的国家别的人民”（《联共党史》第六章），所以是侵略的非正义的战争。无产阶　级革命战争是为了　“推翻资本家地主的剥削者”（列宁）或者是保卫社会主义的苏联；民族革命战争是“代表广大的群众运动而反对民族压　迫者”（列宁），这两种战争“其目的或是在于保卫人民，防御外来侵犯及奴役人民的企图，或是在于使人民从资本主义奴隶制之下解放出来，或是在于使殖民地和附属国家从帝国主义压迫之下解放出来。”（《联共党史》第六章），所以都是解放的非侵略的正义的战争。根据这　些战争的本质与其政治目的的区别，我们对战争的态度不是一律反对也不是一律赞成，我们对于正义战争是赞成的、拥护的、以至于牺牲一　切坚决为这一正义战争的最后胜利而战斗到底，如我们在抗日战争中的态度一样。我们对于非正义战争则坚决反对之，直至以革命的战争　来消灭反革命的战争。日寇侵华的战争是继续其帝国主义的政策，所以我们必须以正义的民族革命战争来反对它。
我们不因战争给予人民以灾难而反对一切战争。联共在1905年即指出：“……不能离开历史意义来看战争。对于它，没有绝对的　灾难，正如没有绝对的幸运一样，……它应该从它的阶级——无产阶级——的利益，从它的发展和解放的利益的观点，去看和去估计战争的意义。它对于战争的估计，应当不是凭牺牲者的数目，而是凭它的政治结果。阶级的利益一定要高于因战争而牺牲和受苦的个人利益。而且如果某一战争服从无产阶级的利益，如果它服从于无产阶级全体的利益（对于中国则是民族利益，全中国人民的利益——作者），如果战争解除他们一部分的束缚，给予他们斗争和发展的自由，那么这样一个战争，就是一个进步的现象，尽管它会带来牺牲和痛苦。”（《无产者》1905年9月14日）。
我们不以“进攻”　“防御”来区别战争的性质，苏联的防御推进到卡累利亚地带进行，并不影响其正义战争之性质；同样，如果印度民　族起义进攻英国的军队，也是革命的战争。
我们对消耗战与歼灭战、持久战与速决战，只看作是战争一个侧面的区别，不是战争本质的区别，虽然在一定条件下，这个侧面是主要的。例如我们抗战已经开始，正义战或不义战的问题，巳不需常谈，而主要的问题，乃是中日战争是什么样的战争（战争的本质外各个侧面）？为什么？怎样办？这时回答这些问题，提出最主要的特点——侧面——“持久战”，是必要的。所以有《论持久战》一书，而无《论正义战》一书，其主要的目的在于使全国人民了解当前所进行的战争是怎么一回事，其发展前途如何？怎样才能胜利与解放。
所以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告诉我们：“……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我们共产党人反对一切阻碍进步的非正义战争，但是不反对进步的正义战争。对于后一类的战争，我们共产党人不但不反对，而且积极地参加。……日本的战争是阻碍进步的非正义战争，全世界人民包括日本人民在内，都应该反对，也正在开始反对。我们中国，则从人民到政府，从共产党到国民党，一律举起了义旗，进行反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我们的战争是神圣的、正义的，是进步的、求和平的。不但求一国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时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欲达此目的，便须决一死战，便须准备着一切牺牲，坚持到底，不达目的，决不停止。牺牲虽大，时间虽长，但永久和平和永久光明的新世界，已经鲜明地摆在我们的前面。”
这就是我们对战争的认识与态度。这种认识与态度，同唯心论与机械论显然的不同。
我们的研究就这样开始。
二、战争与经济的关系
在这一问题上，我们要研究战争怎样依据于经济，又怎样反过来影响经济。我们一方面反对像杜林那样唯心论的见解，把政治暴力看成是首先的元素，历史的基础，而把经济看成是第二秩序的东西；另一方面也反对“潜在武力论”者瓦尔特等机械论的见解，无视战争中政治因素的作用。
上面讲过，列宁指示我们：“辩证法要求我们从发展上对所有的现象作全面的研究，要求我们把外在的东西、假象的东西还原于根本的起动力，还原于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斗争。”
杜林的“特出”的命题：“政治关系的形式是历史上的基础性的东西，而经济的依存……是第二等的事实……本原的东西必须从直接的政治暴力中去寻找，而不应先从间接的经济力量中去寻找”（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98页）。杜林为了证明这一命题，还举出儿戏似的例子，说鲁滨逊在孤岛上“手握利剑”奴役了礼拜五，以证明“暴力”可以产生“财产”。恩格斯反驳他说：“就在幻想的鲁滨逊的岛屿上，利剑也从来不是从树上长出来的，……如果鲁滨逊能够获得利剑，那么我们同样有根据可以设想，礼拜五有朝一日，将手握实弹的手枪出现，那时全部的暴力关系就被颠倒过来了：礼拜五发号施令，而鲁滨逊则不得不做苦工……可见暴力不是单纯的意志的行为，而需要某种工具，所以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的，因而是以‘经济的力量’，以‘经济的情况’以暴力所拥有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的。”（同上书第206页）。接着恩格斯又指出：“目前，暴力是陆军和　海军，而我们大家遗憾地知道，这两者需要‘巨额的金钱’。但是暴力不能铸造金钱，它最多只能夺取已经铸造出来的金钱……可是这也不是时常奏效的。因此，归根到底，金钱还必须通过经济的生产才能取得；就是说，暴力还是由经济情况来决定，经济情况供给暴力以配备和保持暴力工具的手段。但是还不仅如此。没有什么东西比陆军和海军更依赖于经济前提。装备、编成、编制、战术与战略，首先依　赖于当时的生产水平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