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张居正》第62章

“你快回来，我一人承受不来！”
当今皇上和太后如此依赖张居正，这让湖北当地的大小官员都很震动，也感到无尚光荣，于是当地官员就有了一个拍马屁的举动——为张居正在荆州城外建立一座“三诏亭”，以资纪念。
建成之后，当地官员请张居正出席落成典礼，结果张居正当时就给这帮人浇了一盆冷冷水。他说，你们为我建这座亭子，现在看，好像风光得很。可过不了多少年，等时局变化、形势变化了，谁还会记得这亭子是因三道诏书而起的呢？也就是谁还管它是不是“三诏亭”呢？它终将只不过是五里铺上一个迎来送往的、让人驻足歇脚的普通亭子罢了。
说罢，张居正拂袖而去，只留下一帮拍马屁的官员面面相觑地愣在当场。
我们不禁想知道，万历六年，刚刚经历了夺情伦理风暴，刚刚坚定了夺情决心、要以铁腕把万历新政推行下去的张居正，为什么在这时候会有这么消极的认识呢？
或者，我们不应该用“消极”这个词，更准确点说，这应该是个极为“清醒”的认识。
那么，在皇帝和太后全力依赖张居正，在整个万历新政完全依赖张居正，在整个大明王朝完全依赖张居正的时候，在他可以权倾天下、无所不能的时候，他张居正怎么会有这么清醒的认识呢？
我觉得，这就要说到张居正的政治智慧了。
我们以前提到过，国学大师梁启超先生认为张居正是“明代唯一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我个人是非常赞同这个观点的。作为一个“真正的政治家”，而且是“明代唯一一个”，张居正肯定应该有极为出色的政治智慧。
那么，张居正的政治智慧到底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我认为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个，当然首先要算他作为一个改革家，根据形势，适时地施行了名为万历新政的这场明代最大的改革运动。这也是张居正一生最大的历史功绩所在，所以当然能体现出他的政治智慧来。这一点，我想我们已经讲了很多了，这里不用多说了。
第二个，我以为要算他敢于选择夺情的勇气和决心。或者说，叫敢于把改革推行下去、坚持下去的勇气和决心。
要知道，张居正自己也是封建时代的读书人，也是一个以孔孟之道、宋明理学为思想根本的知识分子。夺情在名义上就是不守孝道，这算是动了孔孟之道、宋明理学和封建伦理纲常的根本。但为了改革的大业和自己的政治理想，张居正能与自己所奉行的这套伦理规范、思想信念为敌，继而发展到与天下士大夫阶层为敌，这从政治的角度来说，光这种大无畏的勇气，我以为就可以算是一种大智慧了。
第三个方面，我以为要算他以相权钳制皇权的政治手法。
在封建时代，皇权实际上是凌驾于一切之上的，你看历史所有的治世、盛世，哪有光靠一两个宰相、四五个大臣能整出来的呢？不论是文景之治、贞观之治，还是开元盛世、康乾盛世，只要是治世，背后都必须有强大皇权的支持。所以诸葛亮再有本事，也整不出一个治世来，根本原因在于他的相权本质上还是完全受刘禅的皇权控制着的。而控制他的皇权正好是个昏庸的皇权，诸葛亮再有本事也就没辙儿了。
历史上唯一一个特例，就是张居正的时代。他背后的皇权应该也不算英明，这从万历皇帝完全主政后极为昏庸的表现就可看出来。但张居正不同于诸葛亮，他的相权不像诸葛亮那样绝对服从于皇权，而是采取与皇权合作并适度钳制的策略，这才使得他的改革得以彻底推行，使得张居正在世时的万历新政成为中国封建政治史上的一个奇迹。
第四个方面，那就要说到张居正对钳制皇权后果的清醒认识了。
当时以及后来，经常会有人评价张居正说，说他不知道自己已经功高震主、也位高震主了，说这是张居正后来得祸的根本原因。比如明代《定陵注略》这本书里就评价说：“人知江陵威福自恣，不觉声色卒震于幼主之前。后来之祸，宜其及矣。”这话就是说，张居正已经位高震主了，将来必将因此而得祸，可惜他自己还不觉得。
事实上，我觉得这些评价也对也不对。对在对于张居正用相权来钳制皇权，甚至多少有点儿凌驾于皇权之上的事实认识得还是比较准确的，但他们认为张居正身在局中，当局者迷，并没认识到这一点，那就大错特错了。
其实，张居正对这一点认识得很清楚，他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政治名言，叫“高位不可久窃，大权不可久居”。（《张太岳集·归政乞休疏》）也就是说一个人在政治上独掌大权久了，虽然风光得很，但高处不胜寒，总有要出事、要乐极生悲的那一天，所以一个聪明的政治家应该在政治生涯的高潮处要知道全身而退，像汉初急流勇退的张良就是这样的人，只有这样才是聪明的保全自身的方法，否则，最终等待你的，一定不是什么好果子。
所以，张居正在面对为他而建的三诏亭的时候，才出乎所有人意料地拒绝了这些当地官员的拍马屁的行为，并当时就说出了自己对将来的担忧。
但问题是，这个拒绝“三诏亭”的时间实在太早了些啊！这时候不过是万历六年，也就是说万历新政也才刚进行了一半，像一条鞭法还没施行，清丈田亩也还未见成效，一切还谈不上大功告成的时候，张居正怎么这么早就有了功成身退的想法了呢？
也就是说，他还没有功成呢，怎么就想到身退了呢？
我个人的理解是，这和我们这几讲所说的张居正工作风格的转变有关。
操切风格
我们知道，张居正在经历了夺情伦理风暴之后，不仅个人的生活作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变得越来越奢华，越来越铺张，而且工作风格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以前是“沉毅渊重”，也就是非常沉稳，可现在却越来越“操切”了，也就是不留情面，很极端。
你比如说，我们前面说到的长定堡大捷的疑案中，张居正心中一句“国家利益至上”，置整个朝廷的脸面于不顾，从上到下，从万历皇帝开始，到他手下的亲信、部旧，甚至是左膀右臂，都兜头浇了盆冷水。连他自己都未能幸免，他和他手下的亲信因长定堡大捷所受的封赏全部革除，好些人还因此受到处罚。
所以说张居正太“操切”了的提法，并不是改革的反对派提出来的，恰好是张居正这边儿的人提出来的。
再比如说，张居正在夺情事件之后，面对士大夫阶层的汹汹之口，他心里也非常生气，甚至是非常反感。但除了个人情绪的原因，张居正更认识到这种对他个人的非议极有可能会演变成对整个万历新政的非议。于是，张居正于万历七年下令诏毁天下书院。
当时的书院就相当于现在的大学，是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当时的书院既有公立的，也有私立的，所以在管理上并不能做到统一的行政管理。而且就算是公立的书院，因为明代士大夫阶层崇尚演说与争论，所以也是培养各种对立意见的沃土。明代文学史和思想史上一个最典型的特点就是流派之争特别激烈，流派也特别多，这都说明明代知识分子崇尚“君子动口不动手”的习气。
张居正要把改革顺利推行下去，最忌讳的就是士大夫之间的口舌之争，而爱吵架又刚好是明代知识分子最鲜明的职业特点，所以张居正为了维护改革思想的统一，也为了封住别人议论的嘴巴，他开始大规模地关闭书院。
私立书院基本上不让开，公立书院的规模也大幅缩小。而且是强制性的，没有任何可以商量的余地。这就为张居下留下了文化专制的恶名。
客观地说，这确实算是“文化专制”。但张居正作为一个改革的执行者，他这样做多少还是有他自己的道理的。可他接下来为了堵住天下士人的议论，以异端邪说的名义对各思想流派进行打击，甚至为此秘密杀害了他的同学、明代有名的思想家何心隐，这就绝对是标准的“文化专制”了。
何心隐当年与张居正同年考进士，两个人算是同学。后来张居正考上了，何心隐没考上。有一次，何心隐在一个朋友家里碰到张居正，对于这位已经飞黄腾达的同学，何心隐上来就挑衅地问：“你可知太学之道乎？”
儒家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何心隐不谈“大学之道”，别出新裁，来了个“太学之道”。张居正少年就特别沉稳，他最反感的就是这些故弄玄虚的忽悠，所以他根本没搭理何心隐，只是略带着讽刺地回了何心隐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