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宋朝十八帝》第14章


皇太子,改名赵煦,皇储之争总算平静下来。数日后,神宗去世,皇太子赵煦即位,改元元祐。从此,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掌握大权达8年之久。
高太后被后人誉为“女中尧舜”,但她在政治上却极为盲目和固执。神宗时代,高太后就是变法的主要反对者之一,她曾与仁宗曹皇后一司马光像
起在神宗面前哭诉王安石新法败坏祖宗家法,害苦天下百姓。高太后垂帘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回反对变法最坚决的司马光。司马光在神宗变法时隐居洛阳达15年之久,百姓都知道他日后可能复出,称他为“司马相公”,而许多赋闲在家的反变法官员也很钦佩他,这些人是司马光执政后更化的主要力量。司马光被召回朝廷后,立即打出“以母改子”的旗号(以神宗母高太后的名义来变更神宗朝的政治措施),全面废除新法,史称“元祐更化”。司马光废除新法之彻底,不能不说他带进了自己10多年政治上郁郁不得志的个人情绪的影响。然而,高太后却不仅一味信任司马光,委以重任,还在司马光死后,将其反对变法的措施执行到底,并起用大批反对派官员如文彦博、吕公著、范纯仁和吕大防等人,又将支持变法的官员吕惠卿、章惇和蔡确等人逐出朝廷,从而激化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
高太后在哲宗即位时,一再表示她性本好静,垂帘听政是出于无奈,但她却丝毫不放松手中的权力。在高太后垂帘时期,军国大事都由她与几位大臣处理,年少的哲宗对朝政几乎没有发言权。大臣们也以为哲宗年幼,凡事都取决于高太后。朝堂上,哲宗的御座与高太后座位相对,大臣们向来是向太后奏事,背朝哲宗,也不转身向哲宗禀报,以致哲宗亲政后在谈及垂帘时说,他只能看朝中官员的臀部和背部。到了哲宗17岁时,高太后本应该还政,但她却仍然积极地听政。而此时,众大臣依然有事先奏太后,有宣谕必听太后之言,也不劝太后撤帘。高太后和大臣们的这种态度惹恼了哲宗,哲宗心中很是怨恨他们,这也是哲宗亲政后大力贬斥元祐大臣的一个原因。
尽管高太后和大臣在垂帘时没有考虑哲宗的感受,但他们并不放松对哲宗的教育。高太后任吕公著、范纯仁、苏轼和范祖禹等人担任哲宗的侍读大臣,想通过教育使哲宗成为一个恪守祖宗法度、通晓经义的皇帝,尤其是让哲宗仰慕仁宗,而不是锐意进取的宋神宗,因为仁宗创下了为士大夫津津乐道的清平盛世。此外,高太后在生活上对哲宗的管教也很严格。为避免哲宗耽于女色,高太后派了20个年长的宫嫔照顾他的起居,又常令哲宗晚上在自己榻前阁楼中就寝,相当于限制了他自由活动的空间。但元祐四年(1089)十二月,民间却传出宫中寻找乳母之事。大臣刘安世得知后大惊,哲宗此时才14岁,后宫竟然寻找乳母,是否是皇帝沉溺声色?刘安世上奏章,告诫哲宗自重。另一大臣范祖禹直接上疏高太后,言辞极为激烈。高太后对外解释说,是神宗遗留下的几个小公主年幼,需要乳母照顾,但私下却将哲宗身边的宫女一一唤去审问。哲宗后来回忆说那些宫女们个个红肿着眼,脸色惨白,他心里很害怕,后来才知道是刘、范暗中告了状,而自己却浑然不知。高太后的这些做法虽然目的是为了照顾和保护哲宗,但却使得哲宗感到窒息,无形中增强了他的逆反心理。
更让哲宗难以接受的是,高太后对待其生母朱德妃也过于严格,甚至是苛刻。或许是她有着某种隐忧,担心哲宗母子联合起来,威胁到自己的地位。朱德妃出身寒微,幼时遭遇极坎坷,其生父早逝,她随母亲改嫁后,却为继父不喜,只得在亲戚家长大。朱德妃入宫后,初为神宗侍女,后来生了哲宗、蔡王赵似和徐国长公主,直到元丰七年才封为德妃。朱德妃温柔恭顺,对高太后和神宗向皇后一向都毕恭毕敬。元丰八年十一月,朱德妃护送神宗的灵柩(jiù)前往永裕陵,途经永安。当时,大臣韩绛任河南知府,亲自往永安迎接灵柩。朱德妃走在后面,韩绛也去迎接。高太后知道了此事,竟勃然大怒:“韩某乃先朝大臣,你怎能受他的大礼?”吓得朱德妃淌着眼泪谢罪。哲宗即位后,向皇后被尊为皇太后,朱德妃却不能母以子贵,只被尊为太妃,也没有受到应有的待遇。在如何对待朱太妃问题上,朝廷中曾有不少意见。有人想趁机拍高太后马屁,欲降低皇帝生母的等级,以凸显垂帘的太皇太后。有人想着将来终究是哲宗掌权,主张尊崇朱太妃,以显示天子的孝道。但高太后却另有打算,想压制一下朱太妃,直到元祐三年秋天,才允许朱太妃的舆盖、仪卫、服冠可与皇后相同。哲宗亲政后,立即下令母亲的待遇完全与皇太后向氏相同。从哲宗生母的待遇问题上,可以看出其间夹杂着复杂的政治斗争背景。
高太后和元祐大臣们所做的一切,对于哲宗来说,负面影响非常大。哲宗早慧,八九岁时便能背诵7卷《论语》,字也写得很漂亮,颇得父亲神宗的喜爱。元丰七年三月,神宗在宫中宴请群臣,时年9岁的赵傭随同。赵傭虽然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场面,但却表现得极为得体,得到父亲的夸赞。哲宗即位后,辽朝派使者来参加神宗的吊唁活动,宰相蔡确因两国服饰不同,怕年幼的哲宗害怕,便反复给哲宗讲契丹人的衣着礼仪。哲宗先是沉默不语,待蔡确絮絮叨叨讲完,忽然正色问道:“辽朝使者是人吗?”蔡确一愣:“当然是人,但是夷狄。”哲宗道:“既是人,怕他做甚?”言辞极锋锐,蔡确无言以对,惶恐退下。
少年老成的哲宗面对不将自己放在眼中的高太后和元祐大臣,也会用他自己的方式表示反抗。每次大臣向哲宗和高太后奏报时,哲宗都沉默不语。有次高太后问哲宗为何不表达自己的看法,哲宗回道:“娘娘已处分,还要我说什么?”弦外之音就是自己无非是一个摆设而已。哲宗常使用一个旧桌子,高太后令人换掉,但哲宗又派人搬了回来。高太后问为何,哲宗答:“是爹爹(神宗)用过的。”高太后心中大惊,知道他将来必会对自己的措施不满。大臣刘挚曾上疏,让高太后教导哲宗如何分辨君子和小人。高太后说:“我常与孙子说这些,但他并不以为然。”高太后由此愈加担心,当然更不敢放下权力。
元祐八年九月,高太后去世,哲宗改元绍圣,大力打击元祐大臣,甚至在章惇等人挑拨下,直指高太后“老奸擅国”,欲追废其太后称号及待遇。也许在最初,哲宗对父亲神宗的理解只是出于崇敬,但元祐时期被冷落和忽视的经历加剧了他对元祐政治的不满,便极力推崇神宗。可见,在哲宗的政治抱负中,有着浓厚的个人感情因素,使得他的人生多了些悲剧色彩,也使得朝野上下的分野益发清晰。
政治漩涡中的新旧党
哲宗朝,无论是元祐时期,还是哲宗亲政后,最活跃的似乎都是朝中的大臣们。由于变法与反变法矛盾的延续以及哲宗与高太后的冲突,使得当时支持变法的大臣(新党)与反对变法的大臣(旧党)都无可避免地卷入激烈的党争,成为其中的主角,也就演出一幕幕令人叹息的悲剧。
在高太后垂帘的8年中,旧党不仅控制了整个朝廷,对新党的打击和倾轧也始终如一,从未放松过。旧党刘挚、王岩叟、朱光庭等人甚至竭力搜寻新党章惇、蔡确的传闻轶事,任意加以穿凿附会,对其进行诋毁,其中最典型的便是车盖亭诗案。
蔡确,字持正,泉州晋江人。神宗变法时,王安石见蔡确颇有些才能,便推荐他做三班院主簿。但蔡确长于见风使舵和阴谋诡计,当他见到神宗有疏远王安石之意时,竟不顾知遇之恩,上书参劾王安石。蔡确为了谋取高官,制造了多起冤狱。他自知制诰升至御史中丞、参知政事,均靠制造冤狱夺别人官位后得到。很多大臣都看不起他,而蔡确却自以为本事了得。神宗病危时,蔡确与邢恕欲立神宗同母弟雍王颢和曹王頵不成,反过来诬陷高太后和王珪有废哲宗之意,自谓有策立功。
高太后垂帘后,新党势力被排挤,蔡确也被贬出朝廷。元祐元年,蔡确罢相,出知陈州。次年,蔡确再贬安州。在安州游车盖亭时,蔡确写下了《夏日游车盖亭》十首绝句,诗被与蔡确有过节的吴处厚所得。吴处厚曾在蔡确手下为官,希望他推荐自己,但被蔡确拒绝了,由此怨恨不已。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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