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清朝十二臣》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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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辛亥革命中袁世凯又有什么表现，为什么最终能够以全票当选民国临时大总统？下面，让我们看看袁世凯在清末民初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中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谭嗣同像袁世凯与戊戌变法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变法正式开始，因为这一年为农历戊戌年，故史称“戊戌变法”。变法期间，光绪帝发布了上百道新政谕诏，除旧布新，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但是，改革措施遭到了顽固守旧势力的反对和阻挠，很多上谕都成了一纸空文，光绪帝和慈禧太后之间的矛盾也逐渐激化。光绪二十四年七、八月间，形势进一步恶化，守旧势力预谋政变。光绪帝颁密诏给维新派，密诏中说：“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要维新派筹商对策。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派的核心人物读到密诏后，痛哭失声，誓死营救皇帝，并决定实行兵变，包围颐和园，迫使慈禧太后交权。八月初三深夜，谭嗣同只身前往袁世凯的寓所法华寺，托以出兵相救的重任，说服袁举兵杀荣禄，包围颐和园，对慈禧太后则或囚或杀。
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宣布训政，光绪帝也被囚禁起来。随后，大肆搜捕维新人士。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遇害。变法运动最终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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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第十二臣　袁世凯（2）
荣禄像传统说法认为，袁世凯的告密直接导致了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袁世凯是个两面派，他用假话哄走了谭嗣同，但看到慈禧的势力远远超过光绪皇帝，决定投靠后党。八月初五日向皇帝请训，当天乘火车回天津，向荣禄告密，出卖了光绪帝和维新派。当夜，荣禄赶回北京告密。
但是，这种说法经不起推敲。
第一，政变之初，慈禧太后没有下令捉拿谭嗣同。
因为谭嗣同是劝说袁世凯“围园劫后”的人，属于“逆首”，慈禧太后绝不会放过他。因此，如果是袁世凯的告密导致政变，那么在八月初六日慈禧发动政变时，上谕中应该会指名逮捕谭嗣同。但上谕中只命令捉拿康有为、康广仁兄弟，并没有谭嗣同。而且给康定的罪名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罪名较轻。而“围园劫后”则属大逆不道，罪不可赦，上谕中则没有提及。
第二，荣禄不可能连夜乘火车赶回北京。
有关戊戌六君子被害的新闻报道　八月初五日上午袁世凯觐见光绪皇帝后，即乘火车赶回天津。在袁世凯的《戊戌日记》记载“抵津，日已落”，所以袁到荣禄处告密，应该已在夜间，荣禄得知围园消息后，不可能在当夜乘车赶到北京，把消息反馈给慈禧太后。因为当时北京、天津之间的火车通行不久，只有白天行车，没有夜车，也缺乏夜间行车的设备、经验和技术，即使荣禄以直隶总督的身份也不可能下令加开一次夜车。所以，荣禄在八月初五日夜间很难赶到北京，而慈禧太后实行训政却在初六日上午，可见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并非由袁世凯告密所引起的，政变时也不知道维新派有“围园劫后”的计划。政变是新旧两派势力长期矛盾斗争积累的结果，守旧派大臣认为维新派乱政妄行，请求慈禧太后训政，也是他们的一个既定步骤，与袁世凯的告密没有关系。
那么，袁世凯的告密在戊戌政变中起了什么作用呢？近年来，多数学者认为：虽然戊戌政变不是因袁世凯告密而发生，但袁世凯告密却大大加剧了政变的激烈程度。
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重新训政后，发布政令捉拿康有为和其弟康广仁，并将保举维新人士的宋伯鲁予以革职，永不叙用，此外并没有涉及处理其他参与变法的人员，也没有发布停止新政的谕旨。
八月初五日，袁世凯回天津后没有立即向荣禄告密。八月初六日晚，当听到政变消息后，袁世凯以为事情已经泄露，为保全自己，才向荣禄和盘托出了“围园劫后”的密谋。八月初七日，慈禧太后得知维新派有罢黜太后之意后，恼怒至极，对事件性质的认定有了重大转变，因而下令大肆捕杀维新人士，致使事态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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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第十二臣　袁世凯（3）
袁世凯为什么会得到维新派的信任呢？在变法初期，袁世凯与维新志士交往密切，表现出倾向于变法、积极推动变法的热忱。
光绪二十一年（1895）闰五月，当康有为的上清帝第四书苦于投递无门时，袁世凯主动帮忙交给督办军务处，请求当时手握重权的荣禄代递，虽然为荣禄所拒绝，却反映出他对维新志士的态度。康有为因此很感激他。
康有为像七月，维新派成立强学会，袁世凯被列为发起人之一，他还捐资作为会金。
十一月，袁世凯受命在天津小站编练陆军时，与维新人士严复等定期相聚，在一起谈论维新事宜。
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戊戌变法的重要支持者翁同龢被罢官路经天津时，袁世凯冒险派人持函送礼，以示慰问之意。
七月，变法运动达到高潮，袁世凯派徐世昌到北京与维新派联系，并通过徐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不断接触，表示自己对变法事业的关切。
袁世凯对戊戌变法的关心，赢得了维新志士的信任，康有为对袁世凯也有很好的印象，因此，在变法危急时才敢把重任托付于他。经维新派的举荐，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一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召见袁世凯，破格提升他为候补侍郎，继续专办练兵事务。第二天，在袁世凯进宫谢恩时，光绪帝夸奖他说：“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甚好，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
”这其实是在暗示他以后不要受荣禄的节制。
八月初三日，维新派的几位核心人物聚在一起，商议救光绪的办法，其中竟有袁世凯的心腹徐世昌在场。徐是袁的代表，如果不是袁已对维新派做出全力支持的承诺，维新派也不会让徐世昌参加这一秘密活动。
但是，袁世凯作为浮沉宦海多年的政客，他不会不明白，维新势力与守旧势力斗争的双方一边是皇帝，一边是太后。随着两方面斗争的加剧，他越来越感到，自己的立场倾向不仅关系到顶戴，甚至关系到身家性命。也许他内心并不反对变法，但从残酷的政治现实考虑，他觉得光绪帝和维新派的力量远远不是慈禧太后和顽固派的对手。光绪皇帝下了那么多的变法诏书，却基本上停留在纸面上就证明了这一点。经过权衡，他决定投靠后党走升官之路。
谭嗣同狱中手迹因此，他被提升为候补侍郎后，对这样的超擢“自知非分”，惟恐引起后党的猜疑，于自己不利，在八月初一日被召见的当天下午，就急急忙忙四处拜访后党权贵人士，如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刚毅，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王文韶等人，进行解释，以表白自己的心迹。
八月初三日深夜，谭嗣同走后，袁世凯一夜未睡，“反复筹思”，知道自己面临着生死抉择，对自己在谭嗣同面前表态说“诛荣禄乃杀一狗耳”的话非常懊悔，生怕谭嗣同会将与他的密谈向后党揭发，这样就使自己牢牢地与维新派捆在一起了。为了保全自己，袁世凯最终下决心出卖维新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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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第十二臣　袁世凯（4）
袁世凯因告密有功，受命署理了几天直隶总督，其新建陆军还得了4000两的赏银。慈禧太后为表示对他的信任，还特准他在西苑门内骑马。此后，袁世凯便以慈禧太后和荣禄为靠山，走上了飞黄腾达的捷径。
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一首三言歌谣，讽刺了袁世凯这种出卖维新派的做法：六君子，头颅送。袁项城，顶子红。卖同党，邀奇功。康与梁，在梦中。不知他，是枭雄。
袁世凯与清末新政担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中）《辛丑条约》签订后，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旧统治，清政府正式发出上谕，开始推行新政，陆续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包括改革官制、整顿吏治、奖励工商、改革学制、编练新军、派遣留学生等等。
袁世凯赞同“新政”，在山东巡抚任上，他就开始贯彻执行清政府的谕令，并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三月，向朝廷提出了筹办新政的10条办法，包括整顿吏治、改革科举、振兴实业、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