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镖局春秋》第2章

镖局不是商人武装。商人武装是商人自己建立的“商团”。商团大多数被买办资产阶级控制，行事独立于军警机构之外而自成体系。镖局虽然服务的主要对象也是商人，但它毕竟和商人只是雇佣关系，更不会像商团一样独立于国家军警之外，成为一种负有特定使命的武装力量。　
镖局不是官僚的卫队。官僚卫队执行的是官僚的命令，完成的是上级下达的任务。虽然京城的会友镖局曾经担任过李鸿章的安全保护工作，可是他们毕竟也是雇佣关系，只对雇主负责。　
同时，从镖局的组成人员——镖师的身份上也不难看出镖局的性质。　
镖局的主要从业人员就是镖师，镖师可以单干，也可以自己组建镖局，还可以到别人的镖局从业。镖局散伙以后，镖师可以另起炉灶，也可以改行。总之，镖师是自由的，对镖局不存在人身强制和依附关系。　
由此可见，镖师对于他们的雇主来说，只是契约关系，雇主有雇用和不雇用的选择权，镖师也有受雇和不受雇的自由权。双方谈妥了条件，就达成了一纸协议，等协议执行完毕，权利和义务也立即中断。总的来说，镖师和雇主之间的关系是属于商业活动的范畴。镖师是自由职业者，而由镖师组成的镖局也是自由的企业。
镖局与盗贼是朋友不是同伙
既然镖局的保镖和劫镖的强盗在立场上是完全对立的，那么为什么走镖护院的镖师跟强盗一说行话，强盗就不劫镖了呢？他们是不是同伙呢？在弄清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个有趣的小故事。　
相传有师兄弟三人在练成了武功以后，却不知道要从事什么工作。其中一个想要当强盗，剩下的两个人反对，说：“你当了强盗，就会去抢劫行人与居民，如果我们两个一个护送行商，一个为人护院，那时你怎么办！”由于他们终究是同门师兄弟，又不忍心互相残害，于是就约定了一些行话，把走镖定为响挂，称“占一线之地”，护院定为内挂，称“占一塔之地”，　
绿林称为“朋友”，如果以后见面时能讲出这些话，就是一家人，千万不可以冲突！而他们三人的子孙，也都按这个惯例行事。　
这个故事自然属于民间传说或者杜撰，经不起严格的考证，但后来的情形确实如此。镖局不但依赖于江湖上的强盗生存，而且同江湖上的关系密切。传说一些被官府注意的江湖人，进城后若住进镖局，官府是不能缉拿的。一来因为镖局势力大，二来镖局往往都有靠山。因此说镖局既同绿林有来往，又同官府有关系，其利益决定了它的性质：在官和民之中，镖局往往表现出矛盾的两难状态。　
镖局和盗贼虽是斗争的双方，但没有盗贼的盗窃和抢劫，也就没有人会花银子雇用镖师保卫生命和财产的安全，镖局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所以镖局的存在和发展，不但依靠商品经济的兴隆和发展，同时还依靠着盗贼的存在而发展。不同的是，盗贼的目的是抢劫财物——图财害命，在受害者看来是一个统一体，在官方看来是一个案件——但是从盗贼的角度来看，图财和越货才是真正的目的，害命和杀人是万不得已才采取的、最好不采取的手段。一旦出了人命，事情就闹大了，官府的捕快就会找上门来，他们最期待的效果就是商人一见自己满脸杀气的样子就跪地求饶，或弃财而逃。　
镖局的目的也是求财，只不过镖局以保障雇主的生命财产安全收取酬金，和盗贼进行武力对抗，只不过是镖局为了达到目的而采取的一种手段。盗贼喜欢不战而屈人之兵，镖局的镖师也喜欢不战而屈人之兵，谁也不愿意采用武力手段来解决问题。因此双方都愿意选择不流血、不对抗、不动武的和平方式。这样一来，镖师和盗贼就有了交朋友的可能。　
而盗贼呢，也知道镖师这个朋友是战而不屈的角色，战与不战，流血与不流血的主动权全由自己决定。而镖师的实际经验是，盗贼是个知难而退的朋友，只要给他面子，他就会知难而退，用贼匪们的行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放走了扎手的（镖师），就能捞到顺手的（没有请镖局的商旅）。”
第二章镖局起源
镖局起源
我们现在知道了什么是镖局，对镖局的概念也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原来镖局是古代的一种民间机构，可是这种民间机构能“古”到什么时候？也就是说它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在我们探讨镖局的起源之前，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有些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中，经常看到的描写镖局的镖师在途中遇劫的情形：北宋时期，某某镖局在运镖途中，途经一段山路，四下极为安静，突然从各处窜出数人劫镖，镖师与歹徒四目相对，浑身散发出逼人的杀气，大喝道……在这一小段描述中有一个致命的谬误之处。北宋时期还没有镖局，镖局是在明末清初时期才开始出现的。镖局在明末时叫“镖行”，而且“镖”字当时的写法还是“标”。镖局出现在明末，兴盛于清朝，因为在此之前，人们生活中的主要经济商品大多还是由政府管制或者包揽的，并且范围很小。直到康熙年间，商品经济才得到发展，有了雇用、接受雇用和拒绝雇用的人身自由保障，镖局才具备了产生的条件。
镖局的起源也是自由商人的起源
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知道镖局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商人，难道说只有在自由商人出现以后才会出现镖局的吗？　
从根本上来说，镖局是商品经济的必然产物。中国在结束了原始社会的生存状态以后，社会生产力有了明显发展，这不仅表现在人们的生存方式和生产工具上，而且产品也有了剩余。剩余的产品要以交易的方式在各部落间进行互换有无，于是便首次出现了人类的商业活动。但因当时的地理条件交通工具限制，所有交易活动都是在有限的区域内进行，所以，当时既没有专业商人，更没有专业的商人队伍。　
私商的出现，大约在春秋战国以后，这时的社会财富分配经出现了悬殊，有些私商本身就是贵族成员，服务对象自然是上层社会，老百姓的生活需要一般都是通过“自我行为”来满足。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统一了度量衡，并统一了货币，为商业活动打开了通道，但重农抑商的意识形态，依然束缚着商人的职业自由。　
到了汉代，商人的日子更难过。朝廷不仅把农业作为立国之本变成了一种国策，并在经济上也加重了商人的税赋。如果商人稍有叛逆，官府将直接没收商人的所有财产。尤为突出的是，当时经营利润最丰厚的就是盐铁，但这种商品从生产到销售都全部实行了专卖制度，之后专卖范围又扩展到酒类和丝绸，这类买卖皆由国家垄断，私商不能染指。因此说，当时名义上的自由贸易，说穿了无一不是在国家控制下的“政府行为”。　
隋唐时期，是商业活动的一个变革时期。前期是一个低潮期，原因是由于三国、两晋、南北朝、隋朝战乱不断，不仅使各条商路受阻，而且各种专卖制度更加变本加厉，除了卖些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针头线脑外，能从事长途贩运的商贾几乎廖若晨星。唐朝统一中国后，由于国内外的局势较为稳定，经济发展较快。经济的快速繁荣，使过去的抑商政策有了松动，但在专卖制度的范围上又扩大到了茶叶等产品，也就是说，普通老百姓所必备的盐、酒、茶，依然是由官方所垄断。　
宋元时期也是如此，除了盐、铁、酒、茶、丝绸之外，又将药材、石炭、醋、矾等物纳入了专卖之列。元朝虽然因为经济的繁荣使专卖范围有所缩小，但“漕运”与“海运”中的庞大商务运作，仍然被贵族官僚和上层富商所把持。所谓的商人，仅仅是对官商市场的“拾遗补漏”而已。　
明朝对商人来说是个松动期，商品交易从生活必需品开始向装饰品，储备品等方面扩展，市场开始扩大，特别是资本主义的萌芽开始萌生，市场上出现了自由劳动力的出卖者，这才使民制、官收、商人营销的一条龙服务，掺进了民营的成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自由商人。　
三百年大清朝帝业，是经济的繁荣期，也是自由贸易的开发期，特别是嘉庆，道光年间，除了将一切生活必需品的经营权交还给商人以外，连世袭的贩盐特权也一并废除了，所有商人只要照章纳课（税），就可以领到官府发放的“盐引”（买卖食盐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