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伟人:叶剑英在关键时刻》第47章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在通过这一文件之前，叶剑英讲话说：适应当前形势，多做工作，以促进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中央考虑，在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的时候，由我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一个告台湾同胞书，是很必要的。告台湾同胞书的稿子，曾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过，并且征求过一些人大常委会委员和政协常委会委员的意见，作了必要的修改。
1979年元旦，叶剑英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了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这篇长达2　000多字的《告台湾同胞书》，词真情挚，寓意深远，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心愿，说出了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心里话，也受到了海外侨胞国际上友好国家、进步人士的热烈欢迎。台湾各界的一些上层人物以各种方式对和谈统一表示了赞成的态度。台湾海峡逐步出现了和缓气氛。叶剑英以他政治家敏锐的洞察力及时地看到了这种和缓迹象。他和邓小平、党中央、人大常委会的同志多次分析形势，研究促进海峡两岸缓和的措施。
1981年9月30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二周年、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前夕，叶剑英利用这个时机，向新华社记者发表了重要的谈话，进一步阐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
叶剑英这篇谈话，高屋建瓴，气度恢宏，寓情于理，感人至深，在国内外引起了比《告台湾同胞书》更为强烈的反响。台湾各阶层同胞在叶剑英提出的九条方针的影响下，形成强烈要求和谈、统一、与亲人团聚的声浪，有力地冲击了台湾当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堤防。在国际上，一些国家和进步舆论一致赞扬和支持叶剑英的谈话。
叶剑英关于九条方针的谈话，第一次提出了包括保留“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与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等“三不变”的主张。由此“一国两制”的构想和政策也逐渐形成。邓小平在1982年1月11日接见海外朋友李耀基时说：“九条方针是以叶剑英委员长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制是可以允许的，他们不要破坏大陆的制度，我们也不要破坏他那个制度。不只是台湾问题，还有香港问题。大体上也是这几条。”香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全国政协副主席霍英东说：“叶帅提出九条方针，比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政策更加宽松一点，因为台湾可以保留军队，可以保留部分外交事务，等等，受到台湾各界人士和广大台胞的欢迎。”同年12月，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由叶剑英制定的第四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有关条款，为“一国两制”构想奠定了法律依据。此后，邓小平等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又多次对这一构想作过充分论述。1984年5月，“一国两制”作为中国的基本国策最终确立。“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是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固基石，也是中华民族对国际社会的重大贡献。
叶剑英在实现争取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大业中，不仅花费大量心血，参与研究、制定党和国家对台湾和港澳的方针政策，而且利用他长期做统战工作的有利条件，利用过去建立起来的各种关系，继续直接做这方面的工作，为贯彻执行九条方针，为实现和平统一祖国大业奋斗不息。他十分关注在台湾和海外的一些国民党军政界的熟人、朋友的情况。这些老朋友也很仰慕和敬重曾与国民党进步人士长期合作的叶剑英。他们从海外回国观光探亲时，都希望能见到他。叶剑英虽然年事已高，行动不便，但他认为这是统一祖国大业的重要工作，总是尽力满足来访者的要求。他多次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会见台湾和海外的故旧袍泽，话别往事，促膝谈心，加深友情。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原台湾民社党主席、“总统府”国策顾问蒋匀田、原国民党中央政府内务部次长李新俊等国民党军政要人，使他们备感祖国的温暖，愿为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完成和平统一大业做出贡献。
粉碎“四人帮”后（15）
原国民党政府驻日本代表团团长商震，是国民党元老之一，早年参加同盟会和辛亥革命。解放战争时期，因不满蒋介石打内战而辞职，留居日本，70年代初，多次回国访问，他每次回来，叶剑英都热情会见他并进行亲切交谈。1974年10月，商震第一次从日本回国参观访问时，叶剑英就对他说：“欢迎你到祖国来，叶落归根嘛。想回来的人，都可以劝他们回来看看，你是他们的带路人。‘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商震对叶剑英说：“我早就想回国看看，希望在有生之年，为祖国做点事，争取立功。”叶剑英说：“你想立功，做点事，才回来，那不一定。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你对台湾有影响，这次回来震动很大，这就是一功。你有什么安排和打算，都可以给我们讲。几十年了，过去我们共同作战对付日本，是打日本的老战友。现在国家的情况，你看得很清楚。回来，可以把自己力量用在祖国建设上，你还有力量，要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商震完全赞同叶剑英的话。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各种关系，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些工作。1976年，商震在日本病逝。此后，他的夫人安田作子和子女继承其遗志，关心祖国建设，经常回国访问。叶剑英同样热情地接待他们，并亲自督促有关部门，腾出了商震原在北京的住房，留给安田作子来北京时居住。安田作子对此十分感激。1982年深秋，她来到新疆的天池，在传说王母娘娘洗脚的地方，将双脚浸泡在世界最高湖的水里，双手合十，虔诚地祷告：“祝愿叶剑英委员长长寿。”她相信当地的一个美丽的传说：“王母娘娘洗脚地方洗脚时的心愿，总是能够实现的。”
曾任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的李汉魂，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同叶剑英一起在孙中山领导的军队中共过事。1981年5月，李汉魂和夫人吴菊芳女士以及他们的子女回国参观访问。他们提出要求，想见见叶剑英委员长。叶剑英欣然答应。5月31日下午，叶剑英在自己的住所热情地会见了李汉魂一家。他高兴地说：“你们远道而来，使人兴奋。我们几十年没见了，现在相会感到特别愉快，希望你们以后多来。”李汉魂对叶剑英说：“今天我和夫人带着子女特来拜访您，祝您健康长寿。”吴菊芳女士将他们全家的合影赠给叶剑英。叶剑英看着照片，高兴地说：“祝你们全家幸福。”
叶剑英从早年至晚年，近半个世纪，与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心心相印，坦诚相处。正如著名华联主席叶飞所说：“叶剑英视海外侨胞若兄弟，同胞视叶剑英若亲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处在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岗位上，更加重视和关心海内外同胞的利益，经常过问和检查这方面的工作，发现问题，及时纠正，保证党的方针政策的落实。他得知著名广州暨南大学的校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非法占用，即要求占用单位限期搬出，使暨大得以重新开学。学校开学典礼时，他表示祝贺，并亲笔题写校名。全国选举五届人大代表时，叶剑英专门过问华侨代表名额问题。空军招考飞行员时，叶剑英又对空军负责人说，应当有华侨飞行员，可到华侨集中的一些农场去“招飞”。他到海南岛兴隆农场时，特别关心农场的文教卫生工作，指示解放军总医院为农场培养医务人员，时时处处把光明和温暖送到侨胞心田。对于台湾和海外人士亲属出国问题，他多次强调说：“过去出国申请抠得紧，现在愿意出去，可以出去的就出去，有些政策执行的不好，要立即纠正。他为全国归侨、侨眷、侨务工作者、《华声报》题词：“海内外同胞齐心协力振兴中华”；“发扬侨胞爱国爱乡的光荣传统”，对广大海内外同胞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他积极支持和帮助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在广州的附属南方医院办一个港澳同胞的病房，引进先进仪器和先进技术，加速学校现代化建设。南方医院港澳华侨病房从1979年开办时设置20张病床发展为具有数百张病床的惠侨楼，先后收治了70个国家和地区的3。6万多名港澳同胞患者及境外患者。他们以精湛的医术、优良的服务和高尚的品德赢得了广泛的赞誉，惠侨楼被誉为“传播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窗口”，“卫生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