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落圆明园》第2章

华帝国高层的政治决策：英国，不过是千万夷狄之中的一个。帝国在延续一个两千年来一直正确的“中华——夷狄”的政策。现在，这场乾隆末年的“外交”礼仪之争的意义已经被无限放大到了“落后——进步”的叙事框架之中了，而事实上，这个叙事框架真的有效的话，落后是被迫执行（或半执行）中华礼仪的英使臣所指代的英帝国。如果非要寻找对于帝国不满的蛛丝马迹，我们大约可以从任何一本使节的著作中找出相同的意思的字段，包括对清王朝最为忠心的属国越南与朝鲜。　
那么，使马噶尔尼失望的那个帝国是否处在我们想象中的中衰的帝国？或者马噶尔尼实际上是指代着对于“帝国”这一意识形态本身的不满。或者说，是海洋对于大陆的不满。　
在从努尔哈赤直到康熙大帝长达一个世纪的扩张之中，满洲，这个曾经东北的少数民族现在统治者原先汉族政权帝国所拥有的版图，甚至更加放大了。建州女真吸纳汉族儒学思想，构建了一个在版图上仅次于元朝的庞大帝国。帝国内部庞大的农业生产系统，不仅满足了肉食者的满洲贵族以及帝国庞大的陆军——八旗和绿营，更使帝国本身无求于外部世界。在乾隆帝充满自信的拒绝中，实质并不是帝国的衰弱与盲目的自大，而是大清帝国根本无法理解一个新兴海权帝国的贸易要求。贸易，在大清帝国看来，可有可无，但却是海洋国家——英国的生命线。　
现在有一种说法流传甚广，实际上也是“现代”自我合法化的论证方式。清帝国无法接受“现代”的政治规则而终于被历史潮流淘汰了。总之，帝国及其朝贡体系的政治生存形态，已远不能适应现代政治。就跟年老的乾隆帝的态度一样，他对于马噶尔尼不行双膝下跪而生气被一再理解为一种“前现代”的愚笨和鄙陋的傲慢。半个世纪之后，咸丰帝也因为与他高祖父一样的态度而引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下半部分，并由此致使皇家园林　
圆明园的被焚毁。　
海洋与陆地　
在一个自傲的帝国面前，英国开始在帝国的南部通商口岸——广州输入鸦片。尽管这种“文明”的贸易是今日所谓“文明世界”所引以为耻的，但正是通过鸦片的输入终于使英国摆脱了贸易逆差的尴尬。1840年，战争开始了。紧接着，陆地帝国与新兴的海洋帝国签订了一份具备现代意义的条约，道光帝尽管对这份合约很不满意，但他不愿意与一个“蛮夷”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无谓的战争。在道光帝看来，最重要的是——帝国的安宁与太平。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军的北上使道光帝感到了不安。从来没有哪一个海洋国家曾经向中华帝国的首都发起过进攻或者威胁，而英国人这么做了。　
三百年前，日本海盗的进攻（“抢劫”，或许是更确切的表达方式）被明帝国轻而易举地化解了，1592—1598年的朝鲜战争，也以日本的彻底失败而告终。大陆的自信在康熙帝手里达到了顶峰。这位皇帝在他的在位期间，他的陆军彻底扫平了中原和南方的叛乱，肃静了帝国北部蒙古势力的威胁，并且，将俄国人在远东的扩张遏制在雅克萨，使得不可一世的沙皇不得不向中国求和。甚至，康熙帝收复了台湾。这是一位自信空前强大的帝王以及一个自信空前高涨的帝国。在这位颇为喜欢西方新科技的君主眼中，西方的新技术是一种可以把玩的玩具，他的基本态度，和他的皇孙弘历一致。对于帝国来说，这些“奇技淫巧”确实可有可无。庞大的疆土，让帝国自我想象中的敌人全部是来自于陆地的威胁。蒙古骑兵、南方的叛乱、周边属国的安全，等等，这些全部寄望于帝国的空前强大的陆军，而不是海军。大陆帝国的特点就是领土扩张与安全，如此而已。而海洋，自秦到清，一直就不是帝国的主要兴趣所在。或许，偏安的南宋是一个例外，南宋对于海外贸易的渴望超越了任何一个时代，但是南宋这个例子恰恰就是一个反面的例子，作为一个在名义上继承了中华帝国正统的衣钵而陆军根本无法与北方游牧民族抗衡的“小帝国”来说，宋一直存在着外交辞令与国力的实际差距，汉唐帝国的宏伟气象在宋人眼中，永远成为了追慕的对象。由此，她将目光投身于海洋也是希望摆脱来自陆地的恐惧与遏制。宋帝国最终没有存在下去，一如中国历史上不断出现的例证一样，她被来自北方的强大陆军（主要是骑兵）包抄征服了。在这之后的三个帝国，基本上对于海洋缺乏兴趣。元朝曾经想要征服不受大陆规训的日本，但是失败了。明成祖曾经认为被他篡位的侄子建文帝可能通过海路逃亡到了南亚或者更远的地区，但郑和的舰队并没有找到建文帝的蛛丝马迹。或许，在我们今日的重新理解中，又一次无限夸大了郑和海通的意义。成祖的儿子——仁宗认为，大规模的海通不利于帝国的财政。终于，这一早于西欧的大航海计划也被彻底停摆了。我们没有必要以后人的愚蠢与无知来评价明仁宗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遗憾”。如果，帝国不需要海洋，又何必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浪费于无益的海通？如果，帝国的根本不需要殖民扩张，又何必走海外拓殖的道路？　
现在，一个从北京向四周辐射开来的大陆帝国展现在面前，在这个庞大帝国历史上，来自海洋的敌人，从来没有构成过真正的威胁。唯有英国人，开始向帝国的心脏——北京进发了。　
北京，脆弱的心脏　
大明朝的第三位皇帝明成祖朱棣，以藩王的身份通过非法手段入承大统。显然，成祖不满意于南京作为首都。　
成祖的武功，在明代历史上的仅次于洪武大帝。他的父亲开创了一个疆土接近唐代的统一的帝国，但是和西汉一样，开国君主在对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中却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北疆仍然在危险之中，北元虽然已经远遁沙漠，但“引弓之士，不下百万”。做为帝国屏藩之一的燕王——也就是后来的明成祖——在与蒙古的战争之中认识到，如果北方时刻处于威胁之中，那么大明朝的即有可能再次倾覆于蒙古人之手。“天子戍边”，以抗夷狄。另外，建文帝的残余势力也让新天子感到阵阵不安。　
于是，一项浩大的建筑工程在北京开始了。经过四年的建设，新北京终于建成了。永乐十九年（一四二一年）正月元旦，宣告国都自南京迁至北京，称北京为京师。但勇武的永乐大帝未曾想到，他把大明帝国的都城建在北京给了帝国未来以无穷的麻烦。今天再来检讨一个大陆国家的都城建设在靠近边疆是否正确，或许已经有些离谱。在核武器时代之下探讨任何一个城市的安全防御，似乎都不大具有真正的实战意义。迁都北京这一举措，在当日看来，确实是加强了帝国北部的防卫力量，以北京为核心的帝国防御体系在此后的两百年中牢牢地抵御住了外族的入侵，但是同样，过于靠近草原民族的栖息之地，也使得北京更容易遭受来自北方的攻击。蒙古骑兵只要跨越延安——太原——大同——开平一线的防御体系中的任何一个城市，都可以直接向帝国的首都北京展开攻击。明朝的历史反正证明着，在明正统年间和嘉靖年间几乎使帝国遭受灭顶之灾。相反，如果选择南京做为帝国的都城——或者重新迁都南京，这是否可行呢？在中国的历史上，南京确曾有过首城的历史，但很快都旋起旋灭了。以南方为帝国的政治中心，对于帝国知识阶层来说是不祥之兆，一百年前，南宋的孤臣带着年幼的一起投海自杀，伟大的宋王朝就因为迁都南方——杭州——临安而在蒙古的铁蹄之下凄凉的灭亡了，大明朝不想重蹈宋的覆辙。　
从首都的选择就已经可以看出，帝国的最大威胁就是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没有人曾经怀疑过北京因为靠近海洋而会受到来自海洋的攻击。在北京做为首都之后的四百年中，直到中规中矩的嘉庆帝去世，也不可能想象向首都进攻的敌人会来自海洋，更不可能想象这个敌人正是他父亲所鄙夷的英吉利人。就在英国人进攻中国之前的三十年，拿破仑也曾满怀雄心地挑战一个超级大陆帝国——俄罗斯，但拿破仑的军队最终淹没在了广漠的俄罗斯平原之中。应当承认，拿破仑那号称最伟大的陆军部队是被俄罗斯的战略纵深击败了。一百年后，更狂妄的希特勒也被俄罗斯的战略纵深所击败。但是中国的情况则恰恰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