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落圆明园》第14章

英法联军在抢掠的同时，还纵火烧毁了圆明园的部分殿宇。十月六日，法国军队占领圆明园的当天，就烧毁了圆明园大宫门外的多处朝房。海淀一带的民房也多被烧毁。　
此时，远在热和行宫的咸丰皇帝只能在奏折上发泄自己的郁闷之气。十月十二日，内务府总管宝洌г谧嗾劾锼担约涸诔抢锓阑ぃ盘姆舜辰裁髟埃皇し吆蓿煌惶欤︿＇又上了一个奏折，希望咸丰皇帝再委派两个人和他一起管理圆明园，咸丰皇帝看完奏折后大怒，愤然批道：“汝系内务府大臣，非他人可比，即使不能在园料理，出城一往有何不可，乃竟置之不顾，尚有人心耶！”　
十月十二日，恭亲王奕訢悲愤地致书法军特使葛罗：“法国兵士，对于皇帝避暑行宫，仍肆焚掠，其故为何，法兰西亦文明大国也，其军士饱经训练，宜有纪律，今乃焚毁皇帝行宫，所根据者何因，贵统帅何以不加禁止，置若罔知乎。吾两国所争者何事，将军其有以教我。”对此，葛罗公则冷漠地回应说：“联军占有行宫之举，乃其分内所有之事，两军交战，克其地而享有之，亦战时公法所许也。”　
此时的北京已经完全处于混乱之中。受命总揽大局的恭亲王奕訢居无定所，先是避居在万寿寺，之后又逃至丰台长辛店一带；军队将领僧格林沁和瑞麟在京北郊一带避敌，不敢应战；守城的王公大臣们则坚闭城门，一筹莫展，坐视着局势一步步地恶化。
火烧圆明园
开门揖盗（1）
一个北京老人观察日落在渐渐变红的北京——（美）斯蒂文斯这几句诗是二十世纪初一个美国诗人模仿中国诗风创作的，虽然与本书的主题无关，倒是很贴切地反映了一八六○年北京深秋的情景。　
英法联军占领并大肆洗劫圆明园，使得留在京城的王公大臣大为惊恐。为了表示议和的诚意，十月八日，清廷方面释放了英国谈判代表巴夏礼，并开始陆续释放扣押的“人质”。　
十月十日，英法联军照会北京当局，要求进城换约，并提出不毁灭北京城的条件，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开放安定门并交给英法联军驻守，最后期限定在十月十三日午时。英法联军威胁说，如果中国方面不答应，他们就要用大炮轰城。英法联军所做的一切都带有虚张声势的性质，他们的真实意图是希望通过高压手段迫使恭亲王尽快出面签订和约。　
英法联军的恐吓再次奏效。此时北京城内的守军尚有一万多人，城外也有多路外省援兵不断赶来。无奈留京的文武大臣恐于“抚局”有碍，又慑于英法联军的淫威，最后竟“开门揖盗”，将安定门拱手交给了英法联军。　
英法联军对能否“和平接管”安定门并没有把握。十月十三日上午，他们一直在忐忑不安地等待着规定时间的到来。法军炮兵指挥官朋茨曼上校对格兰特汇报说，他怀疑他的炮火能不能打开北京城墙的一个缺口，持怀疑态度的绝不止朋茨曼一人。指挥四门攻城大炮的英军上校华斯莱在他的《一个军人生活的故事》里写道：直到限期前十分钟，敌人还没有投降的迹象。我们的炮衣揭开了，炮身经细心地拭净，装弹，排列起来，对着要打的城墙瞄准。我屏住气息，心情沉重，觉得我们是在玩‘吹法螺’的把戏，因为我太清楚了，用我们所有的这些炮弹，要打开一个有用的缺口是没有希望的。　
到了规定时间，安定门竟然如期打开了。这时的华斯莱们“舒了一口长气，十分满意这个结果。”这也是中国近代史上，北京城第一次被外国军队占领。入城后的英法联军，驻扎在国子监一带。　
当天，一位中国诗人沉痛地写道：古来和有策，今日战无功。　
戒夜銮舆出，当关锁钥空。　
云愁鸟啄屋，军散马嘶风。　
秋草金台路，斜阳黯淡红。　
——陈寅《庚申八月二十九日》在另外一首诗里，诗人对王公大臣“开门揖盗”发出了诘问：郭外貔貅十万屯，严关何事竟开门。　
凶锋早裂贤王胆，款议翻邀虏使恩。　
大吏效忠争扈跸，穷民无路亦狂奔。　
只应一片城头月，照得书生有泪痕。　
——贾树诚《庚申九月作》当时，并不是所有的大臣都同意打开北京城门，让英法联军入城。至少他们在事后给咸丰皇帝的奏折里是这样说的。十月十五日，在八里桥之战身受重伤的光禄寺卿胜保愤然奏道：“城内议抚诸臣，信其诡谋，无求不应。”一直躲在北京城外的恭亲王奕訢则奏称：“以都城雉堞坚厚，即逆夷炮火猛烈，尚可凭高自固。如城中于释放巴酋（巴夏礼）后，尽心防守，共济艰难，该夷岂能遽行得志。现在天气渐寒，该夷扎营城外，进退无据。臣等乘机办抚，亦可冀就范围。乃该王大臣巧为卸责，辄称订期开城为宗社苍生之福。殊不知开门揖盗，何福可言。”最后，恭亲王下结论说，“可见该王大臣等被夷人虚声恫喝，为一身自全之计，初非为大局起见也。”　
恭亲王奕訢的上述奏折是在十月二十二日写的，当时英军已经焚毁了圆明园，尽管不免有事后诸葛之嫌，但奕訢的分析却是对的。英法联军在掌控安定门、进入北京城之前，行事还稍有顾忌，一旦拥兵入城，手里多了北京这个砝码之后，英法联军就已经完全控制了局面。　
事实也正是如此：十月十四日，得知英法联军进入北京的消息后，恭亲王奕訢立刻致函英法特使额尔金和葛罗，表示已命令恒祺跟联军代表会商《天津条约》，并希望择日互换1858年所订的条约。
焚园的决定（1）
正当清廷答应接受全部议和条件，准备择日签约的时候，十月十七日，事情又陡生变故：英国特使额尔金就“人质问题”提出了新的要求，声称巴夏礼等被俘人员遭“凌虐过严”，鉴于“圆明园所尚存的一切，很可能就是一些英国人和法国人遭受极为残酷折磨的地方，必须予以摧毁。”　
十月十六日，是最后一批人质被遣返的日子。至此，清军在九月十八日羁押的三十九名人质，已经全部遣返，其中一半人已经死去。具体数字是这样的：英军被羁押人员二十六人，活着回来十三人，死十三人；法军方面被羁押人员十三人，活着回来六人，死七人。其中包括一名英国《泰晤士报》随军记者。这件事大大激怒了日益骄横的英法联军。从活着的人身上的伤痕以及他们的叙述来看，英法联军确信他们的外交人员受到了粗暴的对待。如果说几天前，他们因为洗劫圆明园在良心上还有一点点不安的话，现在他们开始变得心安理得了，甚至认为他们自己干得还不够。　
十月十七日晚，额尔金在交给恭亲王的最后通牒里，提出了新的要求：不但要批准“一八五八年条约”，还要为英国受害者赔偿三十万两白银抚恤赔款；法国特使葛罗也如法炮制，要求为法国受害者赔偿二十万两白银。至于圆明园，额尔金强调说，“全园余物，将立即予以荡平。此点无须亲王殿下同意，因本军统帅将立予执行。”　
事实上，英法被俘人员被押解到北京以后，的确在提督府受到过看守官员的泄愤打骂。鲍源深在《补竹轩文集》中对俘虏之事曾有记载：“初四日（九月十八日），怡邸解夷酋巴夏礼等二十余人到圆明园，交提督府下处派兵看守一夜，兵丁凌虐之。”刑部尚书赵光在其《自定年谱》中的记述，九月十八日，巴夏礼等人在通州被擒获后，押赴圆明园，当天晚上关押在圆明园，第二天便被送进刑部南所、北所两监，其他的被俘人员则直接由通州送押到顺天府密云、昌平等县监狱关押。不过，在当时惯于对囚犯实施暴力的看守人员来说，这根本不算是一回事情，何况被虐待的又是一些到自己家门口来滋事的“丑陋洋夷”。　
恭亲王等王公大臣无论如何不会想到，俘虏问题在英法联军看来是这么的重要，竟能成为再起祸端的借口。在清廷看来，巴夏礼是俘虏中的首恶，他们的注意力基本上都集中在巴夏礼一人身上，因为意识到巴夏礼会对和谈有用，清廷对巴夏礼实行了非常优待的政策。至于其他人，清廷则根本无暇顾及、亦无心顾及。　
借口当然不止这一个。总之，圆明园的最后命运就这样决定了。　
在焚毁圆明园的问题上，英法方面的意见并不一致，为此，英法首脑之间曾经有过一番争论。十月十六日，法国特使葛罗和军队统帅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