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全史:四国对德国和奥地利的管理1945－1946年》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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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是一个人口大量流动的国家：难民东流西窜，寻觅较好的安身之所；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复员军人，四处奔波，追踪可能重新团聚的线索；父母寻找丢失的儿女；有时是孩子寻找双亲；罪犯和黑市投机分子流窜谋利；城里人下乡投亲访友，好带回一包食物；前纳粹分子迁地移居，好隐姓埋名；制造商出外收购原粹和修理坏机器的配件；男男女女都在寻找工作；主要是与占领军打交道。不论走到哪里，你都碰得到这一类的大批人流，不是拥挤在一部部卡车上，就是拥挤在一辆辆靠煤气发动的、显然山埃米特或希思·鲁宾逊设计的老式大车里。他们在大路上艰苦跋涉，他们涌向火车，把一节节车厢挤得水泄不通，剩下的人就吊在车顶上、缓冲器上和踏脚板上。虽然毫无疑问会出现大量的贪婪、残暴和虚伪，但也发生了数不清的悲惨事件。家破人亡，身败名裂，祖传的遗产丧失殆尽，毕生的积蓄荡然无存，精心挑选的收藏损失一空。一个人很容易把自己裹在住着占领军的魔毯里面，忘记周围的人们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生存，偶然间一件平凡的事情使他一惊而醒，突然意识到住得如此拥挤不堪，享受不到一点清静，有一顿没一顿，老是吃那几样东西，除了皮箱里那几件换洗衣服之外，一无所有，淋湿了无法烘干，冷了无法保暖，过这种日子真的不是个滋味。　
按官方统计资料，英占区的平均居住面积是每个人六点二平方米左右——当然，这一平均面积并不是分配得均匀划一的。在其他占领区内，平均面积还要大一点。但是，这种索然无味的统计，即使象人们所说的，在114　杜塞尔多夫有二千七百人没有固定住所，有一万三千人住在防空洞和破房子的地窖里，也没有多大意义。重要的是要了解在一个个具体事例中，这种统计数字可能意味着什么：　
七个人住在这间〔屋〕里——父母和五个孩子。……垫在他们铺板上的麻袋里没有刨花，其他的家具是三只凳子和一个小桌子……地面是粗糙的混凝土……　
与其说是恶臭，倒不如说是因为密不通风，不断呼气，凝聚成那种扑鼻难闻的气味。……　
我们走下长长的两段踏级，踏进下面两个可怕的房间。当然，没有天然光线，也没有通风设备。这地方最近被水淹没了四个星期，里面住着两个妇人和五个孩子。……　
〔一个钢骨水泥掩蔽体里有〕一套同样大小密不通风的地下室，每间约七十平方英尺。其中一间住着一个四十五岁的母亲，一个二十岁的儿子和一个十一岁的儿子，还有一个九岁的女儿。只放两张窄床——再不能放更多的东西了——两个人同睡一张床，抵足而眠。　
〔俄国占领区里的一个难民营〕不妨请你想象一下，一个大房间里，铺着一点儿稻草，我们就睡在上面——中间有一个湿淋淋的臭气熏人的“宝座”，总是有人占据着。每天喝一碗清汤，八天吃一只小面包，一丁点儿牛油。早晚都饿着肚皮。每天要拖出几具尸体，我也在等死，因为除此而外别无出路。痛苦是无法形容的。人人生疮长虱子，又痛又痒。没办法洗澡洗衣裳。残废和动弹不得的人躺在大小便里。没有暖气，又冷又饿，我们在这里等待死神光临。　
毫无疑问，这些是最坏的事例，在别的世纪或其他大陆上，可能不会显得如此可怕。有人记述一个农民大约在这个时候所说的话：“我所要的东西终于都弄到手了，只差在牛棚里铺上地毯，给猪仔拴上珍珠项链。”有人直率地说，如果消费品的生产不能增加，英占区内的每个男子要等六年才能做一套衣服，每个妇女要等四年才能添一件上衣，这种讲法可能有点荒谬。但事实上这样言过其词，才能施加压力，好采取纠正措施。谈到在右勒苏益格…　荷尔斯泰因一地，1946年11月间就有七十五万个儿童没有鞋穿，这种说法倒丝毫不错。在连续两个冬季无法向各家各户供煤的时候，市政当局在各处成立公共取115　暖室，这种事情倒不是仅仅发生在情况最坏的地方。1946年8　月《英占区评论》指出，即使不是不可能，要确知汉堡饥饿浮肿的人数是困难的，但据统计约有一万人。德国人可能感到非常难受，也可能主要是自作自受，然而他们确实有许多理由感到难受。这种情况在西方国家占领区内产生了一场社会革命，虽不是预先计划好的，也可能不那么持久，但就其确实存在而言，则并不亚于俄国人所进行的社会革命。有些人，如农场主，敲诈勒索者和那些具有为社会所不可缺少的贤历的人，都平步青云，蒸蒸日上。工程师、歌剧演员和旅馆老板，有点儿象是二十世纪的贵族老爷，不管政局发生什么变化，肯定为人所需要。另外一些人则一落千丈，每况愈下，特别是那些年老有病者、靠积蓄过活者和职业军人。后者突然发现他们拿枪杆子的职业遭到咒骂，本人毫无前途。和这批人处于同样境遇的，还有数以百万计的逃亡避难者，他们属于各种阶级，具有不同背景，突然间被连根拔起，投进了全然陌生、格格不入的环境。　
也不仅仅是人在经历着沧桑。十二年的纳粹宣传已经教会了德国人不以表面价值对待所见所闻，即使他们知道某些盟国人士在对他们讲真话，但也很少认为那是百分之百的真实情况。一周的报纸几分钟内便可浏览完毕，电台节目有限，新书难以到手。1946年4　月之前不可能与外界通信，这以后也仅限于互通短札。到1946年底才能从国外向德国邮寄书报。饥肠辘辘，无所事事，忧煎内腑。德国人对什么事都爱打听，听了马上就向左邻右舍传播。正如精神病患者常生幻觉一样，德国人处在这种不正常的环境中很容易听信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