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全史:四国对德国和奥地利的管理1945－1946年》第58章

宣传工作收效不够大是不可避免的。首先，物资缺乏，使得很难对德国人施加有力的思想影响。英国报界说了一句公道话，承认通过一份每日四版的报纸无法向广大读者作充分报道。但是，盟国却想通过每周两份、每份四小版的报纸来向那些有更多隔阂要消除的德国人作报道。不错，还有广播电台，但是一般说来，每个地区只能清楚地听到一套广播节目，而文娱节目又必然占很大比重。在这种情况下，对德国报刊所采取的政策也许是过于放任自流了；本来可以责令那些获准出版的报刊拿出一定版面来强制登载实事求是地阐述盟国政策的文章，而不是让它们完全自由地想登什么就登什么。但是，既然过去多年的宣传使德国人形成一种习惯，遇到有人要他们相信某种事物时总要怀疑一番，那么要发表不会引起异议的文章，就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了。　
而且，决不要以为一事无成。各报刊都系统地报道了纽伦堡审判的情况，同时还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和发行了哈特利·肖克罗斯爵士和杰克逊法官先生的开幕词（遗憾得很，在最能发挥影响的时刻迅速公布那些关键性的德国文件的做法被排除了，唯恐任何这类文件在审判过程中被认为不可靠）。大批的书籍，如欧根·科贡的《党卫队国家》和彼得·德·门德尔松的《纽伦堡文件》等出版了，这些书籍都不受每版五千册的限制。英美的官方报刊一再登载关于外国食品供应情况的文章。第一批在英占区各新闻中心巡回展出的十二组图片中就有三组是有关上述主题的。许多地方官员也不放过任何机会来强调这些事实。英国广播公司的德语广播节目强调英国援助的意义到了那种程度，以致收到听众表示愤慨的信件，抱怨他们显然是想损害德国人民的自尊心。　
真正的困难与其说在于未能成功地进行报道，不如说在于无法使这种报道为人们所接受。盟国是同那么一种人在谈话，他们常常根本不要听，即便是听了，也很快就置之脑后。正如有人提出的那样，这里存在着一种心228　理上的障碍，妨碍着他们承认：世界不是无缘无故地讨厌德国人；别的国家也缺乏供应；德国是罪魁祸首；如果不是占领者大发慈悲，德国的处境会更糟糕。大多数德国人在心灵深处也许意识到这些事实；但是，要公开承认这些事实，似乎就意味着对许多长期被奉为典范的东西缺乏信仰。说盟国是正确的，就意味着说德国——不仅仅是纳粹分子——错了；而这对于任何热爱自己国家的人来说，是一颗难咽的苦药丸。英国人和美国人越是起劲地进行说教，其唯一效果也许是使听的人越不愿意听。　
归根到底，要解决这种僵局还得靠德国人来做工作，而不是靠占领国做工作。有些德国人是准备面对现实进行斗争的，1946—1947年冬天刊载在一家柏林报纸上的一篇文章可以说明这种情况：任何一个稍微尊重事实或真理的人都无法否认，1918年的那种战后气氛再次笼罩着我们。我们在进行一场“民族”抵抗运动。对被征服和被占领的现实感到反感；本能地团结一致反对一切非日耳曼人；什么事情没有完全达到人们根据诺言和指示所预期的结果时，他们就随心所欲地批评一通；对供应缺乏报之以鼠目寸光的抱怨：“还不如在纳粹时期好”；只要对自由稍加限制就大声疾呼“这是民主吗？”；以到处散布占领期间和占领以后的不愉快经历为乐事：不愿经受艰难困苦，嘴里却说：“喏，他们是以上等人自居”；沾沾自喜于搞挑衅性的小动作；尽情奚落痛切忏悔的思想；只看到德国的什么东西被取走了，却不愿去想想德国人过去从别国人民那里拿走了什么；不愿记住，除了德国造成的破坏之外，还有对于我们侵略的野蛮暴行的义愤；一提起德国官兵所犯的罪行，就采取愚蠢的“别相信”的态度；闭眼不看对波兰人、犹太人和俘虏所犯下的骇人听闻的滔天罪行；别出心裁地指责“别人”通过签订条约帮助希特勒上台；抱着错误的“民族国结一致”的观念，妨碍人们站在实际存在的“另一个德国”一边——凡此种种，都是出于虚假的爱国主义或幼稚的利己主义的动机，在这些动机的驱使下各党派人士闭目塞听，不考虑正义和道德。　
归根到底一句话，不可能期望任何一个伟大的民族，即便处在灾难的冲击下，数月之内就改变多少世纪以来所形成的思想习惯。而想象力、无私和客观性这些品质。是有组织的团体很少能够表现出来的，尤其在处于逆境之时。最有希望的迹象也许是给德国带来的一两种变化，预示着在盟国营制取消之后确能继续下去，而有些德国人也透彻地感觉到这些是存亡攸关的问题。这些成果能229　保持多久以及这些人的影响能有多深，只有在未来才能分晓。
第十五章　教育　
盟国处理教育的方法清楚地反映出四个占领国对思想灌输问题的不同态度。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迫使人们不仅改变表面的信仰而且改变内心深处的信念呢？因为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追求前者而忽视后者显然是没有什么益处的：这样做只能意味着：外部压力一旦消失，旧的习惯就会故态复萌。然而促成内心变化是不能凭借压力的。相反还明摆着一种危险，即凭借压力以求达到此目的将会引起消极反抗，从而实际上使促成变化的机会减少。但也并非全然如此。有些人可能会有足够的毅力和信心在其信仰受到攻击时更加坚定不移。但是，很多人则感到难于使自己的信念保持下去，除非那种信念经常受到来自外界的鼓舞。而且，如果新思想宣传得振奋人心，取旧思想而代之，以致令人无从觉察旧思想的消失，在这种情况下，旧思想在受到压制时要保持不变的希望就更少了。因此，要考虑直接行动能否在思想领域里取得成效，必须认真考虑采取这种行动的那些人过去搞得冷酷无情到什么程度，对另一种具有吸引力的办法已经开展宣传到了什么程度，以及重新肯定旧观点的途径有多少。　
在德国，具有最积极的新主义的是俄国人。他们本身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所阐述的真理的信仰是受过精心培育的，这就使他们毫不怀疑直接行动的价值；象大多数狂热的信徒一样，他们一心一意要传播他们坚持不渝的信念。正如一位外界的观察家所写的那样：“政治灌输和宣传是存在的，但是这种灌输和宣传是巧妙地裹着新思想、新书籍杂志以及新展览会等糖衣的炮弹。”他们在这方面的不利条件在于德国东部现存的各种信仰具有根深蒂固的特性以及西部占领区所奉行的种种信仰的传入（甚至可以直接听到）。尽管共产党人想尽一切办法，但他们无法使“铁幕”隔音。法国人也对采取直接行动毫无顾忌。人们原来猜测，他们对德国人固有的怀疑态度会使他们不相信有可能改变人心。但也许正是这种怀疑态度使他们认为，既然德国人不会自己转变，那么，直接行动尽管230　有其缺陷、却是有可能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此外，他们把大多数成年的德国人都看作是不可改变的，因而他们不那么寄希望于宣传一种政治信念，而是寄希望于唤起青年人热爱学习而又热爱客观态度。美国人把他们对自由主义原则的固有尊重与为活动而活动的天然嗜好结合起来。其结果是，一方面他们不太愿意采用向德国人填鸭式地灌输思想的方法；另一方面当德国人不能自我灌输时，他们又感到难以坐视不管。英国人非常清醒地意识到，他们所要宣传的那种信念本身就包含着不相信通过命令把信念强加于人的价值。不过，要是他们遇到困难较少而又拥有较多财力物力的话，他们的政策也许会更加坚强有力。　
在盟国管制委员会最早的一些决定中，有一项是德国的小学于1945年10月1　日复课。其主要出发点是使儿童不再流浪街头，使他们脱离无所事事、缺吃少穿的家庭，脱离这种势必诱使青少年道德败坏和犯罪的环境。许多年龄较大的男孩曾被纳粹分子抓去为防空炮火观测目标或执行其他战争任务。在汉堡，1943年以后，除了职业学校和中学高年级之外全都停课了。尽管使孩子们返校是如此重要，但做起来却障碍重重。不仅校舍被炸毁，而且即使校舍完好无损，很多也因其他重要目的而被征用。现在一所大学欢迎一车玻璃就象在正常时期欢迎一个新的研究所一样。儿童们本身也不大有条件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