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毛泽东一起感受历史》第109章

经由人民内部矛盾转为敌我矛盾了。杨帆早在1954年底，就由公安部派人押解到北京隔离审查。1955年4月1日，在饶漱石被捕入狱的同时，杨帆也被正式逮捕；与杨有牵连的许多人，包括胡均鹤在内，也相继被逮捕了。
其三，潘汉年的“交代”，引发更大“爆炸”。
潘汉年，江苏宜兴人，1906年出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委书记，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特科情报科长，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第二次国共合作时中共谈判代表，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华中局情报部部长，华南局情报部负责人。上海解放后，历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第三书记，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市政协副主席。这次开全国党代表会议，潘是上海市代表之一。
第五部分第132节　杨尚昆回忆高饶事件（7）
1955年3月下旬，当全国党代表会议的议程进入“高、饶问题”后，一些受到高、饶影响或和高、饶问题有牵连的人，先后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和交代。毛主席对此表示充分肯定。会议临结束时，毛主席号召所有同高、饶反党联盟有过某种联系或有所牵连的干部，以及本人历史上有什么问题要交代的，都应当主动向中央或口头报告或写书面材料讲清楚。潘汉年受到很大震动，他想到：自己同杨帆、饶漱石都有过工作联系；在所谓上海市公安局“重用、包庇和掩护”反革命的问题上，自己作为分管政法、情报工作的副市长当然负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胡均鹤是由他介绍到解放区去投诚的，如今出了问题，他不能毫无干系。尤其是，他同胡均鹤在抗日战争时期有过一段特殊的联系：当年他策反李士群的过程中，胡是一个重要联络人。1943年夏天，他从新四军淮南根据地到上海同李士群联系时，李借故把他骗到南京，用劫持的手段拉他去见汪精卫，这件事他在回到根据地后，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向组织上报告过，现在胡均鹤已被逮捕审查，自然会将有关情况交代出来。会见汪精卫这件事虽然没有对党的利益造成损害，但长期没有向党组织报告，这已经是很大的错误了，并且不容易说清楚。经过反复考虑，他在全国党代表会议闭幕的第二天，即1955年4月2日，带着写好的材料去向出席党代表会议的上海代表团团长陈毅报告，并请他将那份材料转呈中央。陈毅大吃一惊，感到事关重大，安慰了潘几句，便匆匆将潘的交代材料亲自送到中南海给毛主席。毛主席看过材料大为震怒，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并作出立即逮捕潘汉年的决定，在4月3日责成公安部执行。潘汉年的罪名，一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秘密会见过汪精卫而又长期没有向组织上报告；二是对上海市公安局“重用、包庇和掩护”胡均鹤等大批特务的问题负有直接责任。据此，潘汉年被认定为隐藏在中共党内的“内奸”。1962年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即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个CC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但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大都得杀。”语气虽是宽容的，却又给潘的问题再次定了性：实际上已经断定，潘早在30年代参与国共第二次合作谈判期间就叛党投靠国民党了。
1955年4月4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七届五中全会，除通过全国党代表会议公报外，正式批准逮捕饶漱石和潘汉年（实际上是追认已经执行的决定）。在这次全会上，毛主席特别批评了党内存在“宁右勿左”的思想，对敌人从我党内部来破坏的实际危险认识不足，因此失掉了警惕，形成了空隙。他强调，今后必须着重反右，反对落后于政治斗争，反对麻痹。在大家注意了这样的问题之后，再注意防“左”。以潘汉年来说，多年在党内，大家同他熟悉的不少，是与“老虎”睡过觉，是瞎了眼睛；但是，一旦发觉了他是“老虎”，眼睛就应当光亮起来，与之划清界限，帮助党揭露，不要以为与“老虎”同床过就有所顾虑，而丧失一个党员应有的立场。毛主席还说，因为党在过去肃反问题上曾犯过错误，以后采取九条方针生了效，因而形成了一种右的偏向，总是原谅自己而失去应有的警惕，今后必须改正。一时全场气氛十分紧张，事先对此毫无精神准备的中央委员们，包括我在内，听了都大吃一惊，实在料想不到高、饶问题最终会发展到这一步！
潘汉年的问题，直接同饶漱石、杨帆的问题纠缠在一起，当时毛主席认为：“我感觉，饶漱石的罪恶，可能不比高岗小一些。”于是，饶漱石又被认定为饶（漱石）、潘（汉年）、杨（帆）反革命集团的首犯。从1955年5月到1957年底，公安部根据中央指示，成立饶、潘、杨专案组，下分3个小专案组，对他们进行长时间的侦讯。虽然几经内查外调，没有查出他们是“内奸”的确切证据，也没有发现新的问题，只查明了饶隐瞒在皖南事变中被俘后才收买敌军连长成功，而向中央谎报为“派警卫员下山收买”这样一个情节，但在侦讯结束后公安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仍然断言这3个人“实际上是一个反革命集团”。此后，这个案子被长期搁置，并没有依法移交检察、司法机关审理。直到“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讲了潘汉年可以不杀以后，潘才在1963年1月由最高人民法院结案，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杨帆也在1965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饶漱石因为在狱中患了精神分裂症，经公安部报请中央批准，在1965年予以假释，安排到一个农场养起来，配备了服务员、厨师各一人，每月发给生活费200元。“文革”中，饶、潘、杨三人再次被捕入狱。饶漱石在1975年病故。
对其他人员的处理，如果撇开饶、潘、杨一案不说，单以党中央对高、饶反党联盟的处理而言，牵连的人很少：在东北地区，只有被称为“五虎上将”的5人被撤了职，降了级，下放到一般单位工作；华东地区，受到撤职处分的高级干部，主要就是一个山东分局第二书记向明。
对于其他一些与高、饶有或深或浅牵连的高级干部，党中央仍本着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精神，没有再点名批判。后来的发展情况表明，这样不搞扩大化的处理，比较成功，既教育挽救了许多干部，也有利于党的团结。
至于高、饶的身边工作人员，更没有受到株连，都由中央组织部安排了工作。分配到中央办公厅的几个同志，无论在“文革”前或“文革”中表现都很好。特别是在“文革”期间，大多受我的牵连而遭到迫害，但仍然坚持了革命原则，事实证明，他们都是好党员、好干部。
第五部分第133节　杨尚昆回忆高饶事件（8）
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革”的十年苦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根据“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甄别平反了一大批建国以来曾经震动全国的冤假错案。还剩下高、饶反党联盟和同它有牵连的饶、潘、杨反革命集团，能否站得住？要不要复查？自然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饶、潘、杨反革命集团”是完全搞错了。这一案提出得早一些。1978年底陈云同志刚一兼任重建的中央纪委第一书记，就向中央建议复查潘汉年问题。其实，据我所知，早在1955年4月，潘被作为“内奸”遭到逮捕时，周恩来同志曾交代罗青长（时任中央军委联络部副部长兼总理办公室副主任）转告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中央军委总情报部部长李克农组织个小组，细查解放前潘汉年与党中央文电往还的有关档案，整理出一份实事求是的审查报告上报。这个小组以罗青长为组长，总理办公室的许明和公安部十二局局长狄飞为组员。他们经过查档核实：解放前，潘汉年打入日伪内部，利用李士群等情节，中央都知道，而且中央也有过指示，并非潘自行其是。中央对潘那时的工作是肯定的。于是，由李克农出面，于1955年4月29日，向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呈送正式报告，列出潘的7个疑点，建议中央作进一步审查（其实，这不过是“陪衬”，因为既是审查，当然不能不提疑点，后来这些疑点被逐一澄清）。接着，报告针对“内奸”之说，列出五大反证：（一）中央一再发出过打入敌伪组织，利用汉奸、叛徒、特务进行情报工作的指示。（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