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毛泽东一起感受历史》第116章

棉花指标1。2亿万担。
1月20日，毛主席在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讲话，25日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都讲到，美国那点东西，1亿吨钢，几百个氢弹，不大算数，中国要超过他，第一步是接近他。
接下来就是2月14日开始的34个部委汇报。在听取汇报中毛主席的有些插话，讲了一些要求过急过快的不切合实际的话。例如，说我们工业的发展速度不应该被苏联前几个五年计划所束缚，我们的速度可以超过苏联头几个五年（苏联工业年均增长速度是：“一五”（1928—1932年）19。2％，“二五”（1933—1937年）17．1％，“三五”头三年（1938—1940）13．2％。我国工业产值“一五”期间平均年增长18％，已经很快了——作者注）。又如，他在谈到我们的工业发展速度可以超过苏联时，还提出了“一空二白”的论点。他说：“中国有两条好处，一曰空，二曰白，一点负担都没有。美国在华盛顿时代，也是白，所以发展起来也是很快的。苏联开始也是白。富了不行。”（后来公开发表时，改为“一穷二白”。显然，这个论点不能算是一种科学的论断，是带有认识上的一些片面性的——作者注）这些话，一经传达，不能不起到鼓励冒进的作用。
现在看来，1955年冬季，毛主席敏锐地抓住国际形势呈现缓和趋势的机遇，决定加快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步伐，反映了我国人民要求迅速摆脱贫困面貌的愿望。这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在于要求过急了，指标过高了。几亿农民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这一事实，使他把原来关于15年左右的时间里实现过渡时期总任务的设想和“一五”计划规定的速度都视为应当打破的“常规”，以为以远高于原来设想的速度来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建设，做到1962年生产1500万吨钢、6000亿斤粮食和1967年生产3000万吨钢、1万亿斤粮食，是可能的。从这种急于求成的思想和过高的指标设想出发，他把那些对客观需要和客观可能估计不足的一般缺点，把那些坚持按已有经验和客观可能实事求是地测算经济发展速度的思想，称作“右倾保守思想”而加以批判，这就不能不导致冒进倾向的产生。1955年10月5日，国家计委向中央汇总报告各部1955年夏天关于长期计划设想时，曾附报了国家计委综合局对1967年生产粮食6000亿斤的论证。综合局认为，“粮食产量从1952年3278亿斤增长到1967年的6000亿斤，增长83％，每年平均递增4。1％；单产由176。3斤增至斤，增长47。9％，每年平均递增2。64％。这种增长水平超过目前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水平而居世界第一位。”据综合局提供的资料，苏联从1928年到1950年的22年间，粮食总产量平均每年递增2．4％，美国、英国从1913年到1952年的39年间平均每年递增0。9％和1。3％，日本从1927年到1952年的25年间平均每年递增1．8％，西德1952年产量则低于战前。实际上，我国粮食产量，1967年为4365亿斤。又过了17年后，到1984年，才达到8142亿斤。即使没有“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开始两年那样的大曲折，1967年也到不了1万亿斤。我国的棉花产量，1967年为4070万担。迄今为止，创纪录的产量为1984年12154万担，1988年下降为8400万担。1990年获得新丰收，也只有8620万担。即使没有“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头两年那样的大曲折，1967年达到1亿担或1。2亿担也是不可能的。我国钢产量，1967年为1029万吨，1983年才突破3000万吨大关；即使没有“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头两年那样的大折腾，1967年也达不到3000万吨，1982年更不可能达到1亿吨。批判“右倾保守”的政治空气和1967年实现3000万吨钢、1万亿斤粮食等高指标，表面上看来，似乎鼓舞了大家的决心和劲头，实际上是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使得大家急急忙忙往前赶。这种缺乏科学精神的冒进情绪，在1956年初国务院各部召开的专业会议上表现得最为集中。
中国共产党毕竟是一个伟大的实事求是的党。既然出现了冒进，就必然会有反冒进。
由于冒进主要涉及计划和预算指标（包括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中那些指标）的拟定和执行问题，因此，反冒进的主要责任自然就落到我们国家的总管、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的肩上。
周总理在1955年第四季度，也同其他领导人一样，对刚刚兴起的生产建设高潮是欢欣鼓舞的。在12月5日的座谈会上，当少奇同志传达完毛主席关于各方面批判“右倾保守”的指示精神之后，他表示拥护毛主席关于各方面工作都是认识落后于实际的批评。他念了新编的一副对联，用来表达对毛主席批评的体会。对联的上联：客观的可能超过了主观的认识；下联：主观的努力落后于客观的需要。他还说：“新大陆早就存在，而我们发现得太晚了。”12月21日召开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他把《农业十七条》看成是一个“推动力量”，要求各部按1967年产粮1万亿斤的精神，修改原拟定的计划指标。但是，1956年初来自各部专业会议的消息，使他感到这么做不行，于是和几位主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一道，从防止冒进到反对冒进。
第五部分第141节　“反右”及“大跃进”（3）
1956年初，各部专业会议，在批判“右倾保守”、“提前实现工业化”的口号激励下，纷纷要求把15年远景设想和《农业四十条》中规定12年或8年的任务，提前在5年甚至3年内完成。要尽量往前赶，就得准备生产能力，早上基本建设。
1955年10月，中央批准国家计委提出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1956年基本建设投资112。7亿元，比1955年的预计完成数增长30。4％，比“一五”计划中规定的1956年投资多但是，据计委1956年1月5日报告，各省市、部门要求的投资已达153亿元，后又增加到180亿、200多亿元，比1955年预计完成数增加1倍多，而全年财政收入只增长9。29％。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5年内限额以上基本建设项目694个，建成的455个；1956年初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基建会议将建设项目追加到745个，建成的追加到477个；几个月以后，又将建设项目追加到800个，建成项目追加到500多个。正像周总理说的：“各方面千军万马，奔腾而来”，“基本建设一多，就乱了，各方面紧张。”防止和反对冒进，关键在于控制基本建设投资。从1956年1月下旬开始，周总理集中做这方面的工作。
1月20日，周总理在党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呼吁：不要搞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计划，而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这一次我们在国务院召集的计划和财政会议，主要解决这个问题”。
1月30日，周总理在二届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治工作报告》提出：“我们应该努力去做那些客观上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不这样做，就要犯右倾保守的错误；我们也应该注意避免超越现实条件所许可的范围，不勉强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则就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
2月6日，周总理和计委主任李富春同志、财政部长李先念同志研究在计划会议和财政会议上压缩指标的问题。周总理指出：现在各部专业会议订的计划“都很大”，既然已经存在“不小心谨慎办事，有冒进急躁现象”，计委、财政部就要“压一压”。经过两会努力，年度基本建设投资压到147亿元。后来周总理多次把这两个压指标的会议戏称为“二月促退会议”。
2月8日，在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上，周总理提出一个重要的原则：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他说：“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12年（因1953年至1955年这3年已经过去，故15年又称12年。——一波注）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90、191页）
4月10日，周总理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