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逢1966》第46章

口。”她把毛巾递给了瑞平，“你替我揩揩吧。”蓓蓓的衣服就这样委然落地了。
生逢1966　20（2）
“叮”的一声，石破天惊。钥匙，刚才还给蓓蓓的钥匙，从蓓蓓的袋里落出来了。余音袅袅了好一会，寂静才又恢复了。　
两个人顿时分开了手，像罗马的塑像一样，一时不会动了，只有心怦怦跳个不停。石库门的楼板其实只有薄薄的一层。校长如果没有睡死，当然听到了声音。　
但是，不急。这声音代表什么呢？　
他忙着将照片拿出来，交到蓓蓓的手中，蓓蓓将照片放到了席子底下，给了瑞平一个笑容：“我以后再看。”完全是无师自通，他们又抱在一起很粗笨地亲吻。　
蓓蓓向瑞平的手中塞了个什么，瑞平一摸就知道是那个压箱底。蓓蓓总是这样，最难说的话她永远不用说。　
他们躺到了席子上。席子还是那张席子。瑞平有一点迟疑，他惶惑地以为，背后好像有着两只眼睛，在跟随着他们。　
倒是蓓蓓坦然，她的双眼微闭着，嘴角笑着，小小的下巴向上仰着，在等待。把眼睛闭上是一个女孩最勾魂的时刻。当瑞平的手触摸到她双脚的时候，她似乎觉得痒，脚动了动，随后把那双手缓缓拉了过来，放在了胸口。　
他的心脏再次激烈撞击着胸膛。几天来，他们身体急切的渴望和灵魂的恐惧抵抗，都是在等待这一刻。　
晚上十二点。　
余子建在刚刚睡下的时候，一点也没有倦意。B配件设计中的一个难题，还是没有解开，最后使他对自己选择的公式产生了怀疑。于是他在自己的脑海中将几乎所有的公式重新回复了一遍。他发觉自己竟然在一开始就忽视了一个最简单的“帕努里定律”的再一次使用。他从床上爬起来。正要打开台灯的时候，他听见门轻微的一声撞击。他立刻警惕了起来，过度的警惕触动了他敏感的神经，使他想到了远在西北的设计院是不是派人赶到上海来寻找他了。他的雄辩像滔滔流水在他的胸中酝酿起来了，口中喃喃说着。他想，开头第一句，他要称呼他们“亲爱的同志们”。　
但是黑暗中并没有人进房来，只有轻轻地，像他这样敏感的人才能听得出的脚步声向上走去了。他躲在门口向上望去，他见到了摇曳的烛光，和烛光中的瑞平。后来，是两个变换姿势的身影。一个科学工作者能从影子上推算出里面的人在干什么。他忽然切切笑起来了。至少他也是一个成年男人。　
他觉得他有一种责任，制止这样的流氓行为发生。于是他构思了一个方案，用三两分钟的时间进行了证明和验证，确信无误。他下楼了。他疯狂而又清醒，他错乱而又理智。按照他的方案，他首先必须寻找到一支戴藤帽的“文攻武卫”队伍。然后用五人的小队伍包围后门，并且在前门设立一个防止楼上人从阳台跳下自杀的装置，如果没有气垫的话，就用三到四层棉花胎，有二十个人抓住最上面的棉花胎，进行第一轮的缓冲，他迅速计算了一下，就算一个下落成人男子的质量约等于六十五公斤，f=ma，……而拉住棉花胎男子的臂力等于……横向拉力实际上是一个合力……够了，五个人就够了。是否要分两个场合，要是两人分开来跳怎么办？不会，一定是有先后的。然后喊话：“光屁股，搞腐化，拉出去枪毙！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死不悔改，死路一条！文化大革命万岁！万万岁！！”然后上楼抓获，让他们自首，游街示众，然后他将向围观的人群发表演说，说明走资派还在走，革命还要进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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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走路比瑞平还要精细，尽管他的动作很夸张，而且有些像电影里的匪兵，但是他确实做到了一点声音也没有。当他斜背着那个须臾不离身的装着他所有资料的书包走在弄堂里的时候，他很像是一个广场活报剧中的人物。　
走进里委他探头一看，里面正有两个“文攻武卫”和一个红卫兵。里弄干部一个都没有。他们正在吃夜点心：每人两个豆沙馒头。旁边是一副下到一半的象棋，地下是一地烟头。里委办公室本来是一种充满生活气息的地方，现在这里平添了一种肃杀之气，钩子上挂着四顶藤帽，藤帽下面是四件雨衣。墙上靠着四根三角刮刀做的长矛。以往居委会总有一种卫生药水的味道，现在这里全部是飞马烟味。余子建的进来让他们吓了一跳。　
“我是革命群众，我来揭发一桩腐化流氓事件。”　
三人中，只有红卫兵眼睛像闪光灯一样闪了一下。这是一个初中生，还在不谙风情的年龄。两个工总司并不起劲，抓流氓是多余的事情。只要过了二点，他们就可以在另一间屋里呼呼大睡。明天就可以拿到四只角子的深夜班津贴。“流氓？什么地方还有流氓？上只角会有什么流氓？”他们嚷。　
余子建很有一点失望，他的革命热情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于是他就说：“我要汇报上去，说你们完全丧失了革命战士应有的立场。”　
“好好好，去去。”　
其中一个瘦瘦的“文攻武卫”将馒头塞进嘴里，胡乱嚼着，在裤子上擦了擦手，抓起一顶藤帽套在头上，拿了一根长矛，对另一个说：“老刘，你看家。你，”他指指红卫兵，“去开开洋荤吧。”　
三个人走在寂静的弄堂里，瘦瘦的“文攻武卫”毕竟不是军人，他将长矛拖在地上，发出啷啷的响声。余子建很生气，当他向瘦瘦的“文攻武卫”说明自己的方案的时候，那人哼了一声说：“等你将人召集拢来，那两个人已经走了。长矛一根，一根长矛，够了。”　
当余子建打开后门出去的时候，校长正扶着墙挪到了门口。　
他是听到楼上那一声钥匙掉地的声音醒来的。这几个月，校长一直在紧张之中生活，他的觉像淡淡的灯光一样轻，半夜一般要醒来五六次。为此，他的脸色因为神经衰弱经常苍白浮肿。他总是在写检查。现在桌上还有一份检查正写到一半。每当淮海路锣鼓喧天的声音从前弄堂传来的时候，他知道那里一定有红旗招展的游行队伍。他知道，又有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又发表了。他就很注意地收听电台广播，他就彻夜拟稿。根据最新的精神写成思想汇报请人送到学校去。他以前是不抽烟的，他的香烟票全给了别人。现在他学会了抽烟。他最寂寞的时光总是在云雾缭绕之中度过的，他这才知道香烟是孤独者的朋友，他很珍惜每一根香烟，所以他的手指已经熏成了咖啡色。他当年的难友，不管是生还是死，一个个全在烟雾之中出来了，他怀念他们。他甚至还在怀念当年审讯他的特务，“怀念狼”。他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只要他们说出事实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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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楼上那一声金属响声。又让他睡不着了。他明白，他毕生最对不起的，就是三年前到新疆去的二十四名学生。他树起了数个典型，有优秀成绩但是放弃高考下乡的高三学生，有像汪蓓蓓这样坚决和资产阶级家庭决裂的典型。也有优秀的学生团干部。还有那个“未来的华罗庚”。天花板像电影一样，他们的脸一张张出现在他的眼前。他们曾经红极一时，当年的党报解放日报和团报青年报全登载过他们的事迹。他们歌唱，他们登上列车，他们向他挥手。他们写来的信歌颂边疆。他们确实是自觉自愿去的新疆，而他也真的是在执行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他完全彻底的贯彻无产阶级教育路线，这还有错吗？　
但是，谁都没有感觉到的东西，只有良心会时时提醒。他一直有一点隐痛在胸，教师确实不是诗人，教师也永远做不了诗人。因为这二十四人，可以考上全中国全世界最好的学校。他有什么资格不让他们考试？　
当汪蓓蓓回到上海的时候，他首先是一种恼怒，以为她是败坏了68中赫赫有名的校风。但是当汪蓓蓓在新疆的真实生活一点点展示开来的时候，他才感到自己背上了债。二十四名学生却像断了线的风筝，不能再将户口迁回到上海了，大学不会再开门了。现在当他平躺在床上，已经没有任何权力，他这才会后悔，后悔自己那样坚决地代替那些学生选择了去新疆。他甚至想，如果他自己带队到新疆去，那就好了。殊不知后面还有文化革命，他没有挽回的丁点机会。当汪家好婆告诉他蓓蓓要回香港嫁人的时候，他先没有回答。后来，他想到这样聪明美丽的一个女生已经到了穷途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