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击台海风云》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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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大家分别交谈后,郑重地说:“政府对战犯实行特赦是赦人不赦罪。就是说,你们经过教育改造,有悔改表现,实行特赦,已经不是犯人,是公民了。但过去的罪行是不能赦免的,要作为教训,继续改造自己。” 
如何改造自己呢?周恩来对他们谈了4个问题:即立场问题、观点问题(包括劳动观点、集体观点、群众观点)、工作和生活问题、前途问题。这些问题都非常富有针对性和教育意义。在谈到工作和生活问题时,周恩来还特地嘱托要做好妥善安排。 
周恩来最后说:“爱国一家,不分先后,来去自由。你们愿意的话,可以留在北京,想去台湾也可以。回去后想再来也可以,要到别的国家也可以。” 
周恩来讲完后,章士钊就说:“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新中国,对各位进行特赦,这在我国历史上是第一次,希望大家要按总理的讲话指示去办。” 
接见一直持续到下午5点才结束。这11人依依不舍地向周恩来鞠躬告别,愉快地离开了西花厅。 
这次接见;对这些特赦人员的思想震动很大。此后;中央统战部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除安排周振强赴浙江原籍、杨伯涛到湖南原籍探亲外;随即把散住其他旅馆的8人都集中住到崇文门内的崇内旅馆。溥仪也从其五妹家迁过来和他们一起组成一个学习小组。这期间;中央统战部派了专人指导他们进行政治学习;还组织他们参观了北京的名胜古迹和工农业生产情况。以后还为愿住外地和亲属团聚的曾扩情、卢浚泉、陈长捷、邱行湘这4人做了妥善安置;行前还为他们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欢送宴会。自愿留在北京的溥仪、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郑庭笈5人;以及回原籍探亲后又返北京的周振强、杨伯涛2人;经过一段时间的政治学习和劳动锻炼体验生活后;1961年3月经中央同意;全国政协常委会通过;即都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正式参加国家机关工作;获得了新生。 
周恩来对后来的几批特赦战犯也同样很关心。1963年11月10日,中央统战部又安排了一次接见活动。 
童小鹏说,我又具体负责安排这次的总理接见。这次接见的是康泽及前四批特赦的留京人员及家属40多人。陈毅副总理及张治中、傅作义等爱国民主人士,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陪同周恩来接见,我和罗青长也一同参加。 
下午4时,周恩来等一行来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大家就座后,陈毅首先说:“总理很惦记各位,特邀请大家来这里见面谈谈。总理为此亲自打电话通知我,要我来参加。我也是政协副主席,对各位也负有责任,很愿意来参加这次集会,和大家见见面。”他谈到台湾最近放出一些流言蜚语,说特赦人员还没有得到真正的自由,表态说:“请大家不要有顾虑,把话讲出来,以便采取措施。”杜聿明等人立即表示:“我们的生活、行动都很自由,一切统由自己安排,没有任何人干预,请两位总理放心。” 
周恩来接着讲话;说明了接见的缘由。他说近两年由于国内国际的事情较多;没有机会同大家常见面;现在前三批特赦释放人员的工作已得到安置;第四批人员集中学习参观也即将结束;有几位要离开北京回家乡去;因此;找这个机会见面谈谈。 
周恩来谈古论今;旁征博引;从西太后讲到蒋介石;形象地说明了我党统战政策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是有利于民族和人民的大团结的。 
周恩来还进一步解释陈毅提到的“自由”二字。他说:“大家对于陈毅副总理提出的‘自由’这两个字,要有正确的理解……对于‘自由’问题,陈毅同志提了出来,提得很及时,我希望大家多多考虑,最好多学点马列主义哲学理论,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周恩来随后介绍了有关台湾的情况;并又一次强调了立场问题的重要性。谈话中再次表达希望蒋氏父子和陈诚团结一致共同对美、早日回到祖国怀抱的真诚愿望。接见结束后;周恩来还邀请全体人员合影留念;并在新疆厅设宴招待了大家。 
这些特赦释放人员;都很感激党和政府的宽大政策;认为党和政府给了他们第二次生命;表示要继续学习、改造;为祖国建设和统一大业贡献余生。我们通过这些人把党的对台方针政策传到社会各界;传到港、澳、台以至海外;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1964年;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全国政协特邀了杜聿明、溥仪、宋希濂、范汉杰、王耀武、廖耀湘6人为全国政协委员。党和政府的宽大与信任;使他们受到了巨大的鼓舞;他们利用广播、书信和撰写文章等各种方式为祖国统一大业而积极工作。侨居海外的特赦释放人员也不忘周恩来的嘱托;积极为统一大业奔走呼号;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我们对战犯“一个不杀”;并给予宽大释放;使台湾当局感到意外;阵脚大乱;不敢面对这一人心所向的现实。台湾当局封锁消息;称是中共的“统战阴谋”;可等到有些特赦释放人员回到台湾与亲人团聚;其宣传也就不攻自破。 
我们考虑到;美国一直干涉中国内政;插手台湾问题,从根本上说是美国为了其自身的利益;而绝不是为了台湾人民。因此;从民族的长远利益出发;对台工作的指导思想也要不断地调整和发展;并对蒋介石表现出合作的诚意和灵活性。
周恩来做台湾上层工作(1)
进入60年代后,美国的对华政策有了改变。美国一方面加强与中国政府的接触,另一方面又向台湾当局施加政治、经济压力,继续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美蒋矛盾加深扩大。毛泽东认为这是我们开展对台工作的好时机。1960年5月22日,毛泽东经与周恩来研究商讨后,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确定了对台的总方针是: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手里,不能落到美国人手中。我们可以等待,解放台湾的任务不一定我们这一代完成,可以留给下一代去做。毛泽东还提出了对台的具体政策,周恩来将其归纳为有名的“一纲四目”。 
“一纲”:台湾必须统一于中国。 
“四目”:(1)台湾统一于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台湾之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介石。台湾可以派人来参加中央政府的领导工作,中央政府不派人去台湾担任领导职务。 
(2)台湾所有军政经济建设一切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 
(3)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一俟条件成熟并尊重蒋介石的意见,协商决定后进行。 
(4)双方互约不派遣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举。毛泽东讲,你不派白色特务,我不派红色特务。 
为了把中共和谈的诚意和信息传递到台湾,我们通过与国共两党高层都有深交和影响的张治中、傅作义、李济深、邵力子、章士钊等民主人士,分头寻找线索和渠道转达。 
童小鹏回忆:1962年,有一次,周恩来邀请张治中、傅作义、屈武等在钓鱼台吃饭。席间谈到台湾问题,周恩来希望他们写信给台湾当局,告诉他们不要轻举妄动。后来屈武给于右任写了信,张治中、傅作义给蒋经国、陈诚等人分别写了信,转达了周恩来的意思。 
对于中共的一片诚意,蒋介石也曾派了一些人来。周恩来分析,这是蒋介石的一种政治手腕,想刺探我们的高级情报,摸我们对台政策的底牌。有一次派了四个人,三个到北京,一个留在香港。毛泽东和周恩来也会见了其中几个人,并说这些人带来了各种消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不论是真是假,是虚是实,一时也判断不清,只要我们心中有数,以假当真,假戏真做,最后弄假成真。 
我们建议和平谈判解决台湾问题,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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