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击台海风云》第24章

望远镜看对面的金门，感到特别高兴。邓颖超听到厦门广播“解放军进行曲”，当即要求有关部门研究改为“五星红旗”歌曲，并指出对台宣传要讲究方法，考虑到对方的接受与否。邓颖超还谆谆告诫当地政府领导，你们掌握着第一手材料，要为上级领导决策提供参考。　
赵炜告诉我，邓颖超曾说，对台工作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工作。她了解到我们对海外宣传工作力度不够时，就反复阐述：“我们有很好的政策，很好的内容，我们的同志要学会做宣传工作。一定要准确地按照中央的有关方针政策进行阐述，要实事求是，要有针对性，要注重实效。宣传工作很重要，宣传你的政策，宣传你的任务。你的做法要有说服力，要使人家增进对我们的了解，宣传是前哨。见到不同身份的人，我们要跟他谈谈对台工作，但不是政治话说一大套。”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赵炜说：“《瞭望》杂志扩版，创建海外版，想找一个有权威的领导人写发刊词。他们找到了我，想请邓颖超撰文。我就跟邓颖超说，大姐（指邓颖超）听了挺痛快地答应了。邓颖超平常并不怎么喜欢题词、写序文，没想到这次这么痛快。所以我就问，为什么这次这么痛快就答应了？大姐说，这是我们对海外同胞宣传对台方针政策，宣传祖国统一的窗口。大姐在发刊词中指出，要使《瞭望》杂志海外版成为世界华人华侨了解中国、认识中国的一个窗口；成为祖国统一，加强台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来往的桥梁；成为增进爱国大团结，实现中国统一的纽带。”
出任“对台小组组长”（2）
邓颖超在做对台工作时不论接见哪方面的客人，一直强调我们要做人的工作，首先要知道人家在想什么，有什么疑虑，然后我们才能切实地做解惑释疑工作，真正做到从关心与关怀台港澳同胞、侨胞的切身利益出发。因此，要先听人家的意见，了解人家的想法。要有民主的精神，不能灌输，要改变工作方式。赵炜说，有一次邓颖超接见来访者，她向客人诚恳地表示，今天要先听大家的，在场的客人都很惊讶。一位朋友说：“我第一次见到这么高层的领导人，心里很紧张。今天听到您的这段话，感到很亲切，您的态度是坦诚的，说的话也很实在，没什么客套。我们来就是想实实在在地跟国内领导人谈一谈，把所知道的都提供出来。您的谈话使我感到我的想法实现了，我很高兴。”
童小鹏聆听“邓大姐”教诲
据童小鹏回忆：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是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共同愿望，并为此做了很多有效的工作。“文革”期间，对台工作遭到林彪、“四人帮”的严重破坏，许多爱国的台属被当成“特嫌”看待。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在恢复统战工作和落实各项政策的同时，把恢复和开展对台工作作为重要工作来抓。　
我也是在这个时候，重新担任统战部副部长，分管香港、澳门和对台工作。但当时没有机构和专职部长。经统战部部长乌兰夫同意，不久组成了以马正信为局长、龚陶怡为副局长的联络局，并配备了几个干部，工作逐渐开展起来。　
1978年10月，中央批准召开了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会议研究了新时期的统战工作的方针、任务，得到中央的批转。中央在《通知》中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应该加强。那种认为统战工作可有可无和宁‘左’勿右、‘左’比右好的思想是完全错误的。”“现在，台湾回归祖国已经提到我们的议事日程上来，这是统一战线面临的新的重大任务。要放宽视野，把统一战线的范围搞得宽些，只要赞成祖国统一，即使不赞成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们也要团结。”　
粉碎“四人帮”后，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曾表示，我们要继承毛主席、周总理的遗志，“要在我们这一代解决台湾问题”；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认为“现在条件很好，要重整旗鼓”。于是党中央决定以蒋经国为对手进行谈判，争取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并于1978年7月恢复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由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领导。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出：实现祖国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我们寄希望于1700万台湾人民，也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建议双方通邮、通航、通商。同日下午，邓小平在全国政协座谈会上发表《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提上议事日程》的讲话。他把“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作为80年代我国人民要做的主要三件事之一。同日，国防部宣布，停止炮击金门、马祖等岛屿。　
童小鹏说，1979年12月27日，中央批准改组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决定由邓颖超当组长。她对工作抓得很紧。1980年1月1日上午，她参加全国政协座谈会；下午，她就召集领导小组成员到中南海西花厅开会，我和罗青长都参加了。　
第一次领导小组会议，邓颖超讲了对台工作要有时间性、紧迫性；领导小组的任务是调查研究对台湾的方针政策和重大事件，向中央建议，是中央的参谋、助手，必须兢兢业业全力以赴地做好工作。会议接受她的建议，由全国政协发出《致台湾同胞春节慰问信》；决定首先抓对台湾同胞和去台人员家属落实政策的问题；决定将领导小组办公室搬进中南海。　
童小鹏说，在邓颖超的直接领导下，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立即把工作开展起来：元旦决定办公室搬家，2日看房子，3日便搬到新址办公。决定领导小组每周二固定开会，每周至少开会2次，从1月1日至4月4日我在北京的三个来月中，共参加过22次会。每次会议，除廖承志因病请假外，其他领导小组成员都到会。讨论专题时，还根据需要邀请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参加。如研究“台独”问题时，就邀请了不少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参加，会后由领导小组办公室草拟文件，经过讨论修改才上报中央审批，经批准后以中共中央10号文件发出。在讨论对台通邮时，就邀请邮电部和有关的司、局参加，由他们汇报情况并提出具体意见和建议，领导小组讨论审定后上报中央，后来形成中央办公厅8号文件。　
邓颖超虽然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大好，在全国人大、中央纪委和中央政治局都承担着重要工作。但她对对台工作仍一如既往，尽心尽力，真抓实干。有一次，她到泰国访问前，还布置小组工作，回来后立即检查。她还挤时间看了不少有关台湾的书刊，曾经为邮电部的《集邮》杂志大量销到台湾而高兴。她对对台办的同志说：“对台工作遍地是黄金，要到处捡啊！”　
她曾对台湾同胞联谊会会长林丽韫说：“对台湾同胞落实政策的工作十分重要，你们要过细检查。落实一个，影响一家，落实一家，影响一片，务必要善始善终，不要有遗漏。”在她和领导小组的努力推动下，台湾同胞和去台人员家属落实政策问题解决得较好，促进了对台工作的开展。
润物细无声
赵炜说，为了使对台工作在组织形式上多种多样，在邓颖超的直接关心下，相继成立了台湾同胞联谊会、黄埔同学会等群众团体组织。１９８０年１１月，浙江省台胞首先成立了浙江省台湾同胞联谊会。邓颖超、廖承志等中央对台领导小组的领导同志都给这一新生的群众团体以很高的重视，认为它能成为沟通长期处于隔绝状况的两岸同胞的桥梁。邓颖超对台湾同胞的情感心声非常理解，提议中央也成立台联组织。1981年初，邓颖超专门调全国妇联副主席，在河北廊坊挂职地委副书记的林丽韫（祖籍台湾台中）返京筹备中华全国台胞联谊会。１９８１年７月，林丽韫被提名担任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临时筹备小组组长，副组长是董克（天津）、曾重郎（湖北）、成员有郑坚（福建）、林盛中（台湾同学会）、林钗（黑龙江）、林占锋（上海）、林云（湖南）、林紫云（北京）、田富达（高山族）等。　
邓颖超对此项工作非常重视，从大政方针到具体事务，都给予关心和指导，邓颖超说：“由于３０多年的隔绝，台湾同胞对我们很不了解，台联会应该是同乡会性质的团体，同台胞沟通，增进海峡两岸同胞的相互了解。”邓颖超指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