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香港(选载)》第16章

?0％。2004年，香港基金管理业的资产总值中，来自外地投资者的资金占63％。这充分反映海外投资者对香港的认同和信心，也使香港有充足的资金支持金融市场的发展。
为了更好地服务内地，我们将在现有的基础上不断精益求精，以巩固香港作为内地企业融资和投资平台的地位。
内地企业利用香港股票市场融资的前景如何？
香港的股票市场属于国际级，发展成熟。香港股票市场的市值到2005年7月已经超过7万亿港元，是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的5倍多。这个比例高于英国的1。3倍、美国的1。4倍和日本的72％。香港的股票市场近年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内地发行人。自1993年首家内地企业青岛啤酒在香港上市以来，内地企业已在香港集资超过9000亿港元。到2005年7月，在香港交易所上市的内地企业超过300家，占在港上市公司总数的28％（在香港总共有1100余家上市公司）；总市值占香港股票市场总值约三成；2005年首六个月的成交额占香港交易所总成交额的四成。内地企业的参与，深化和扩大了我们的股票市场：香港的股票市场以往一直倚重地产类股份，内地企业的参与使我们上市公司的类别多元化，有能源、电讯和工业等。在此，我特别感谢国家及各省市对香港金融市场的支持，让不少内地企业利用我们的股票市场集资。
事实上，相比其他海外市场，香港股市对内地企业更有吸引力。香港的投资大众对内地企业的认识较海外投资者为多，兴趣也较浓。因此，内地企业在港上市的流通量，远比其他国际金融中心高。在香港上市的内地企业中，只有少数同时在其他海外市场挂牌，而这些企业的股份交易，多达七成是在香港进行的。
内地企业在香港上市，除了可筹集资金以促进企业业务发展外，更可向国际投资者作“质量保证”，显示他们已达到国际金融中心的上市标准。更重要的是，企业可透过市场力量，更有效地推动企业化改革和完善企业管治，为企业打好基础，走进国际市场。我衷心希望有更多内地企业利用香港股票市场集资，将企业做强做大。
香港在证券市场方面的经验，对内地来说有哪些借鉴意义？
投资者的信心，是维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首要条件。记得2002年7月我初上任时，香港股市很差，每日大市成交曾低至40亿元，与现时每日成交超过200亿元比较，当时的市场可以说是处于谷底。曾有记者问我，香港是否应学习有些国外市场的做法，将公司上市的门槛降低一些，让更多公司在香港上市，以此搞活市场。我明确地告诉他。香港必须保持市场的高素质，而降低上市的门槛，对长远只有负面影响。香港采纳的信条，是政府、法定规管机构、交易所本身以及其他执法机关共同携手努力，建立公众对市场的信心。
除了国际水平的规管外，香港也可与内地企业分享企业管治方面的经验，一起进步。
马时亨也是从社会底层打拼出来的。
马时亨幼年时代，家境与当时香港大多数人一样——“很穷”。一家６口蜗居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板间房里，与好多户邻居共享一个厨房和浴室。“当时大家都有君子协定，谁家几点用厨房、几点用厕所，都要预先约定。最难以忍受的，是住户将盛粪便的马桶放在厨房里，但当时许多香港人都是这样生活的。”
由于居住环境很差，“连看书的地方都没有，要上床钻进被窝里看书，考试要去图书馆温习功课。”和那个年代的许多学生一样，马时亨曾经沉迷金庸的武侠小说，“可惜生活迫人，看课外书的时间并不多”。为了补贴家计，他很小年纪就在香港文华酒店一间鞋铺当杂工，月薪180元，负责每天将客人订做的尺码、式样送到工厂，再将做好的鞋送回铺面。当时还没有海底隧道，他每天就在天星码头过海，有时一天要搭十趟八趟船，在炎热的夏天，衣服一天到晚都像在水里泡过似的。
读中学时，马时亨曾因交不起16元学费，一度几乎无法继续学业。“我惟有硬着头皮向校务主任求情，最后学校破例容许延迟交学费。”这件事在马时亨心里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时隔30多年，回忆起来还如同发生在昨天。
在香港大学读书时，虽然有政府贷款，但日子一样难过，马时亨平时只能在学校吃一元一餐的快餐，只有当自己考了好成绩时，才到大学附近的“莎厘娜餐厅”掏四元吃一餐当作庆祝。为筹得学费，他替人补习和代课，最“高峰”时竟有两份补习、两份教书。“当年还没有地铁，我在油麻地授课后，搭船过海，再转巴士去太古城补习，很浪费时间。如此条件下怎能安心读书？我能以荣誉学士学位毕业，很幸运。”1973年，马时亨从港大文学院毕业后，很快在一家美资银行找到一份见习生工作，月薪1600元，当时已算高薪。在兄妹四人中排行老大的他，挣来的工钱大部分用来养家，其余的用来偿还学费贷款。因为时时担心失去这份工作，所以他特别卖力，屡获上司的赞扬，在事业上也开始步步高升。
谈起这段难忘的人生经历，马时亨感慨万端：“现时不少香港人叫穷，那个年代的港人更穷。而他们不但挺过来了，而且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香港各行业都有很多白手起家的成功人士，这正好说明了香港是一个充满机会和希望的地方。”
一般人总认为，因为当年香港经济起飞，很多港人才得以脱贫。但马时亨却从不同角度看：“香港经济能够起飞，是港人前仆后继地拼搏来的。港人只有保持这种逆境自强的精神，并在教育方面做好准备，才会有发展和成功的机会。”
凭着这种人生经历和体验，马时亨无论在商界还是在政坛，也无论遇到怎样的挫折和压力，都坚信“不经历风雨，就不会有彩虹”。2002年他初入政坛的经历就是一例。
2002年，在香港交易所关于细价股的一份公众咨询文件公布后，二三线港股全面下挫，不少小股民损失惨重，这就是香港有名的“仙股事件”。当时出任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还不到一个月的马时亨根本不知情，但因为是政府主管官员，一时成为各方批评的主要目标。最后，他不仅成为首位问责制下在镜头前“鞠躬谢罪”的局长，而且其民望一度跌至三司十一局的倒数第一，并创下特区政府官员支持度的最低记录。
虽然“出师不利”，但靠着勤勉努力和显著政绩，加上其后香港经济逐步回升，如今马时亨的民望已显著上升，金融界对他也多有赞扬。忆述这段“官场辛酸”，他豁达地说：“我永远是个survivor（生存者），过去曾遇到过无数逆境，我都是从逆境中找出路。事情发生后，我不会停留在那宗事件中回想自己是否无辜，相反，我会想办法继续尽力服务市民，让时间去证明我真的可以奉献给香港。”
有29年商界生涯的马时亨，早在1990年出任熊谷组（现名香港建设）董事时，就已是年薪超过千万的“打工皇帝”，并在英国和加拿大等地拥有物业。2001年转任电讯盈科集团财务总裁时，获李泽锴主席赠送的电盈股票当时市值就达2300万港元。只是出于“一种无法言喻的使命感”，他毅然放弃了高薪厚禄，走到政治舞台的最前沿。谈及商场和官场的不同，他坦言做官较从商难。“在商界工作，面对的只是股东和上司，只要做好业绩便可以；但做官面对的却是全港六百多万市民，时刻要处身市民的角度看问题，有时就算做对了，也可能会挨骂。但服务社会就要有挨骂的准备，只要对市民大众有益的事情，就要一往无前去做，并尽力做到最好。”
虽然表现得笑骂由人，但从以往高高在上的“打工皇帝”，变为经常被责骂的政府官员，马时亨承认“有好大压力”。酷爱打高尔夫球的他，便借此减压。“我40岁开始打高尔夫球，从此就爱上了这项运动。因为高球场有山有水，又不用讲公事，感觉非常的好。”高尔夫球不但令他减压，也让他领悟到人生的道理：“打高球不能用盲力打，击球不是斗高斗远，而是要讲策略，否则你要经常在水中找球。即使开出好球，也不能因而自满、松懈，否则最终会被对手追过；相反，即使开球之初打得不理想，只要抱着不认输的心态，坚持到底，很大机会反败为胜，就算跌入丛林的球也能救出来。”
谈到为官之道，马时亨认为，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