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香港(选载)》第16章


?0%。2004年,香港基金管理业的资产总值中,来自外地投资者的资金占63%。这充分反映海外投资者对香港的认同和信心,也使香港有充足的资金支持金融市场的发展。
为了更好地服务内地,我们将在现有的基础上不断精益求精,以巩固香港作为内地企业融资和投资平台的地位。
内地企业利用香港股票市场融资的前景如何?
香港的股票市场属于国际级,发展成熟。香港股票市场的市值到2005年7月已经超过7万亿港元,是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的5倍多。这个比例高于英国的1。3倍、美国的1。4倍和日本的72%。香港的股票市场近年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内地发行人。自1993年首家内地企业青岛啤酒在香港上市以来,内地企业已在香港集资超过9000亿港元。到2005年7月,在香港交易所上市的内地企业超过300家,占在港上市公司总数的28%(在香港总共有1100余家上市公司);总市值占香港股票市场总值约三成;2005年首六个月的成交额占香港交易所总成交额的四成。内地企业的参与,深化和扩大了我们的股票市场:香港的股票市场以往一直倚重地产类股份,内地企业的参与使我们上市公司的类别多元化,有能源、电讯和工业等。在此,我特别感谢国家及各省市对香港金融市场的支持,让不少内地企业利用我们的股票市场集资。
事实上,相比其他海外市场,香港股市对内地企业更有吸引力。香港的投资大众对内地企业的认识较海外投资者为多,兴趣也较浓。因此,内地企业在港上市的流通量,远比其他国际金融中心高。在香港上市的内地企业中,只有少数同时在其他海外市场挂牌,而这些企业的股份交易,多达七成是在香港进行的。
内地企业在香港上市,除了可筹集资金以促进企业业务发展外,更可向国际投资者作“质量保证”,显示他们已达到国际金融中心的上市标准。更重要的是,企业可透过市场力量,更有效地推动企业化改革和完善企业管治,为企业打好基础,走进国际市场。我衷心希望有更多内地企业利用香港股票市场集资,将企业做强做大。
香港在证券市场方面的经验,对内地来说有哪些借鉴意义?
投资者的信心,是维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首要条件。记得2002年7月我初上任时,香港股市很差,每日大市成交曾低至40亿元,与现时每日成交超过200亿元比较,当时的市场可以说是处于谷底。曾有记者问我,香港是否应学习有些国外市场的做法,将公司上市的门槛降低一些,让更多公司在香港上市,以此搞活市场。我明确地告诉他。香港必须保持市场的高素质,而降低上市的门槛,对长远只有负面影响。香港采纳的信条,是政府、法定规管机构、交易所本身以及其他执法机关共同携手努力,建立公众对市场的信心。
除了国际水平的规管外,香港也可与内地企业分享企业管治方面的经验,一起进步。
马时亨也是从社会底层打拼出来的。
马时亨幼年时代,家境与当时香港大多数人一样——“很穷”。一家6口蜗居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板间房里,与好多户邻居共享一个厨房和浴室。“当时大家都有君子协定,谁家几点用厨房、几点用厕所,都要预先约定。最难以忍受的,是住户将盛粪便的马桶放在厨房里,但当时许多香港人都是这样生活的。”
由于居住环境很差,“连看书的地方都没有,要上床钻进被窝里看书,考试要去图书馆温习功课。”和那个年代的许多学生一样,马时亨曾经沉迷金庸的武侠小说,“可惜生活迫人,看课外书的时间并不多”。为了补贴家计,他很小年纪就在香港文华酒店一间鞋铺当杂工,月薪180元,负责每天将客人订做的尺码、式样送到工厂,再将做好的鞋送回铺面。当时还没有海底隧道,他每天就在天星码头过海,有时一天要搭十趟八趟船,在炎热的夏天,衣服一天到晚都像在水里泡过似的。
读中学时,马时亨曾因交不起16元学费,一度几乎无法继续学业。“我惟有硬着头皮向校务主任求情,最后学校破例容许延迟交学费。”这件事在马时亨心里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时隔30多年,回忆起来还如同发生在昨天。
在香港大学读书时,虽然有政府贷款,但日子一样难过,马时亨平时只能在学校吃一元一餐的快餐,只有当自己考了好成绩时,才到大学附近的“莎厘娜餐厅”掏四元吃一餐当作庆祝。为筹得学费,他替人补习和代课,最“高峰”时竟有两份补习、两份教书。“当年还没有地铁,我在油麻地授课后,搭船过海,再转巴士去太古城补习,很浪费时间。如此条件下怎能安心读书?我能以荣誉学士学位毕业,很幸运。”1973年,马时亨从港大文学院毕业后,很快在一家美资银行找到一份见习生工作,月薪1600元,当时已算高薪。在兄妹四人中排行老大的他,挣来的工钱大部分用来养家,其余的用来偿还学费贷款。因为时时担心失去这份工作,所以他特别卖力,屡获上司的赞扬,在事业上也开始步步高升。
谈起这段难忘的人生经历,马时亨感慨万端:“现时不少香港人叫穷,那个年代的港人更穷。而他们不但挺过来了,而且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香港各行业都有很多白手起家的成功人士,这正好说明了香港是一个充满机会和希望的地方。”
一般人总认为,因为当年香港经济起飞,很多港人才得以脱贫。但马时亨却从不同角度看:“香港经济能够起飞,是港人前仆后继地拼搏来的。港人只有保持这种逆境自强的精神,并在教育方面做好准备,才会有发展和成功的机会。”
凭着这种人生经历和体验,马时亨无论在商界还是在政坛,也无论遇到怎样的挫折和压力,都坚信“不经历风雨,就不会有彩虹”。2002年他初入政坛的经历就是一例。
2002年,在香港交易所关于细价股的一份公众咨询文件公布后,二三线港股全面下挫,不少小股民损失惨重,这就是香港有名的“仙股事件”。当时出任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还不到一个月的马时亨根本不知情,但因为是政府主管官员,一时成为各方批评的主要目标。最后,他不仅成为首位问责制下在镜头前“鞠躬谢罪”的局长,而且其民望一度跌至三司十一局的倒数第一,并创下特区政府官员支持度的最低记录。
虽然“出师不利”,但靠着勤勉努力和显著政绩,加上其后香港经济逐步回升,如今马时亨的民望已显著上升,金融界对他也多有赞扬。忆述这段“官场辛酸”,他豁达地说:“我永远是个survivor(生存者),过去曾遇到过无数逆境,我都是从逆境中找出路。事情发生后,我不会停留在那宗事件中回想自己是否无辜,相反,我会想办法继续尽力服务市民,让时间去证明我真的可以奉献给香港。”
有29年商界生涯的马时亨,早在1990年出任熊谷组(现名香港建设)董事时,就已是年薪超过千万的“打工皇帝”,并在英国和加拿大等地拥有物业。2001年转任电讯盈科集团财务总裁时,获李泽锴主席赠送的电盈股票当时市值就达2300万港元。只是出于“一种无法言喻的使命感”,他毅然放弃了高薪厚禄,走到政治舞台的最前沿。谈及商场和官场的不同,他坦言做官较从商难。“在商界工作,面对的只是股东和上司,只要做好业绩便可以;但做官面对的却是全港六百多万市民,时刻要处身市民的角度看问题,有时就算做对了,也可能会挨骂。但服务社会就要有挨骂的准备,只要对市民大众有益的事情,就要一往无前去做,并尽力做到最好。”
虽然表现得笑骂由人,但从以往高高在上的“打工皇帝”,变为经常被责骂的政府官员,马时亨承认“有好大压力”。酷爱打高尔夫球的他,便借此减压。“我40岁开始打高尔夫球,从此就爱上了这项运动。因为高球场有山有水,又不用讲公事,感觉非常的好。”高尔夫球不但令他减压,也让他领悟到人生的道理:“打高球不能用盲力打,击球不是斗高斗远,而是要讲策略,否则你要经常在水中找球。即使开出好球,也不能因而自满、松懈,否则最终会被对手追过;相反,即使开球之初打得不理想,只要抱着不认输的心态,坚持到底,很大机会反败为胜,就算跌入丛林的球也能救出来。”
谈到为官之道,马时亨认为,重?
小说推荐
返回首页返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