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近中国的另类观察2-历史的底稿》历史的底稿-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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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的吴兆骞就是这样一个倒霉蛋。吴兆骞是明末清初之季,江南有名的才子,这样的才子,在明社为屋之际,尽管没有顾炎武、傅山、张煌言、夏完淳那样的恢复之志,但多少不免有些家国之慨。虽然很快就出来应试,做了顺民,但对于清朝皇帝来说,这种人还是有欠修理的地方,至少为了惩罚江南地区士大夫的不安分,也要弄点名堂杀一杀这些人的傲气。于是,科场案出来了,凡是被举报的考官考生,统统丢了吃饭的家伙,而取中的举子,则被押到北京,俩兵丁拿着大刀看一个,让他们在皇帝面前当场考试。江南才子吴兆骞就是被押解到京,在杀气腾腾的考场上考试的一个倒霉鬼。
一种说法是,从来都娇生惯养的吴兆骞哪里见过这样的阵势,不免浑身颤抖,握不成笔,结果交了白卷。还有一种说法是,吴兆骞被押进考场之后,傲气陡起,说我吴兆骞考个举人还用受这种气,一字不写,交了白卷。不管哪种说法是对的,反正吴兆骞交了白卷,而且因此被流放到了极边之地,到宁古塔(今黑龙江宁安)给披甲人为奴了,再重一点,就是绞刑了。尽管吴的文名早已上达天听,皇帝应该知道,此人的白卷不代表他只能靠走后门才能考上,但处分依然是这么重。
吴兆骞在宁古塔的冰天雪地里,背着考试作弊的罪名,一待就是23年。最后还是一班儿老朋友看不下去,托关系托到当时的权相明珠的儿子纳兰性德头上,纳兰惺惺相惜,伸以援手,这才让吴兆骞在暮年回到了家乡。 
大学者的“呆气”
但凡有成就的学者,多少都有几分呆气,往往越是在一般人都不成问题的日常小事上,他们恰恰显得十分笨拙,甚至可以说是弱智。比如出门不辨起码的方向,分不清左右,不会接电话等等,若让补白大王郑逸梅说起来,可以有一本厚厚的书。
在中国,这类呆气表现最为严重的,据我所知有两位:一位是章太炎,一位是金岳霖。因为他们两个,一个出门忘了自己家住哪里,一个忘了自己的名字。
章太炎晚年住在上海,靠卖字为生,平时轻易不出门,出门必定有接有送。有次,不知怎么回事老先生自己走了出去,想要回家的时候,叫了辆黄包车,车夫问他去哪里,他想了半天,不知道自己家在什么地方,于是对车夫说,我叫章炳麟,就到我家。车夫说,我不认识你。章太炎急了,说,连我你都不认识?你拉上走好了。
金岳霖某天早上起来,突然忘了自己叫什么名字,怎么想也想不起来。没办法,只好去问他的车夫。车夫也大有金先生之风,回答说,我也不知道。金急了,说,那你知道别人都怎么称呼我吗?车夫说,他们叫你金博士。金岳霖到此方恍然大悟:哦,我原来叫金岳霖。
过去,国人看待学者的“呆”,大抵有两种态度。一种是觉得可笑,常常以嘲讽的态度面对学者们闹出的笑话。孔夫子率弟子周游列国,凄凄惶惶,有人嘲笑他们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实际上就是这种态度的鼻祖。这种态度如果机缘凑巧,跟文人的反智主义倾向结合起来,后果可能非常可怕。文革后期,白卷英雄张铁生冒出来的时候,当权者有一段时间作兴考专家考教授,就是拿一些日常事务来考那些大教授、大专家,结果还真是考出了很多笑话。据说,由此证实了伟大领袖读书越多越愚蠢的论断。
另一种态度是羡慕。因为他们把这种“呆”的表现,当成了有成就学者的象征,是一种值得骄傲的名人逸事。甚至还有人刻意效法,故意制造出一些逸事来,表明自己也属于名学者或者是名人之列。他们忘了,这些大学者的呆事之所以变成了逸事,关键在于他们有成就,而且因为这成就变成了名人。如果光有呆事没有成就,那么只好做呆子。所以,西施捧心是谓美,而东施效颦则不仅是丑,而且是呆了。
其实,这些有名的学者,都是平常人,跟我们大家没有太多的区别,可能智商要稍微高点,但也有限。他们的特别之处,在于精神比较集中,总是把注意力凝聚在一个或几个点上,也就是集中在他们所从事的学术事业上面。显然,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当一个人格外地把精力尤其是注意力,投放到某些方面的时候,其他的方面尤其他们所不在乎的日常琐事,心思投放过少,就未免显得“弱智”了。俄国作家高尔基说过,所谓的才能,其实就是一种对事物的爱好。需要补充一点的是,只是当爱好变得专注,才真的变成才能。那些名学者之所以能成功,就是因为他们对某些方面的学问有兴趣,而且能把这种兴趣固化专注起来。当然,也因为这种专注,牺牲了一般人都有的日常生活能力。
我们看学者逸事的时候,哈哈一笑之余,应该有点平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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