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大传(选载)》第43章


随着张、杨两人结合的加深,在发动“双十二”西安事变这一幕上,杨虎城的主动作用,还是比较大的。记得事变的第二天下午,张在西安总部大礼堂召集全体职员讲话,说明事变经过情形时,其中曾有以下几句话:“杨主任很坚决,问我干不干?你不干,我自己行动……”可以看到杨虎城对张学良的推动作用了。④杨毓珣只是张、杨关系初期的一个普通联络员,而真正打开他们之间关系的还是他们自己。为了避免引起蒋介石特务的注意,进一步促进彼此间的政治关系,张将他的朋友高崇民介绍给了杨虎城,杨虎城也把他的亲信王菊人、申伯纯介绍给了张。有些事情就不用张、杨直接谈。他们几人按照张、杨的意图先行沟通,双方形成共识后,再由张、杨定夺拍板。他们把这叫做“暗通不明通”、“上合作下不合作”的办法。暗里多往来,明里少往来,上层合作,可以让下层闹点小矛盾(如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官兵时常为住房、看戏等闹点小矛盾),以掩护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密切合作关系,麻痹蒋的特务视听。
第十四章 风雨欲来 形势险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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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虎城与张学良的政治合作关系确定以后,便开展了一系列为抗日反蒋做准备的活动。而且围绕这些活动又发生了一连串与蒋介石的明争暗斗。先是两人商定,要对部队进行抗日思想的教育。1936年春,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在西安南郊的王曲镇共同成立了军官训练团,由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亲自担任团长副团长,训练两支部队中团长以下连长以上的军官。课程有军事、政治两门,主要是对军官们进行抗日教育。每期500人,先后共办了3期。每期开始,张、杨都要亲自训话,公开提出抗日问题,批判“攘外必先安内”和“抗日准备”论等谬论。他们抽调一些具有爱国思想的进步人士担任教官,对一般学员广泛宣传停止内战的观点。
使两个不同的部队干部在抗日的前提下,沟通了思想,增加了了解与信任,为部队参加西安事变作了必要的思想准备。接着,发生了“活路”事件。张学良在与杨虎城取得抗日共识的同时,通过手下被红军俘虏的团长高福源与红军也建立起了合作关系。由于他是初次与共产党打交道,特别是在扶施(今延安)教堂内与周恩来竞夜长谈后,完全被周所折服。在思想和行动上表现得十分积极,并且提出了要加入共产党的要求。为了改造部队他让高崇民、刘澜波、孙大胜等化名写了几篇讲抗日、联共以及批评蒋介石、阎锡山阻挠红军东征抗日的文章,合成小册子,名为《活路》。文章写出来了,却发生了印刷的困难。他们和几家有经常生意来往的印书馆商量,都不敢承印。王菊人说:张学良告诉杨虎城:你是地方人,你想办法。杨答应了。十七路军军需处有一部铅印机,有印刷工人,经常开工做活,地址在新城十七路军总部内,有数道岗位,自己可以秘密印刷装订。十七路军军需处长王惟之是个同情抗日的人,杨便叫王去办,并再三叮咛要严守秘密。
王处长自己监督,几夜印了8000本。王先用自己的小汽车运到西仓门的家中,隔了一天在傍晚用申伯纯的小汽车送到甜水井高崇民家,由高密发东北军前线部队。杨又派崔孟博带了2000本送到宜川,交第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发给十七路军在陕北前线的部队。事前我们估计到,这本小册子一发到前线,特务必然知道,谈不到保密的。杨说:“这个本子发到前线官兵手里,作用很大。秘密保不住的时候,特务无非用枪杆吓人,咱也有枪杆对付。有勇气抗日不怕特务。特务来软的我们软对付,他来硬的我们便和他们硬干。”不料,两个被国民党特务收买的印刷工人偷着多打了一份校对清样,将清样交给了“剿总”情报处处长江雄风(蒋介石的特务)。
江雄风奖赏了这两个告密者,并立即报告了蒋介石派驻西安的亲信“剿总”参谋长晏道刚。晏召集蒋系特务头子江雄风、马志超、曾扩情等开会进行了研究。他们再三研究,认为小册子既是在十七路军印刷厂印的,编者应该也是十七路军系统的人。可内容与口气却又像是东北人写的,而且宣传的对象有多处也指明是东北军。这样猜来猜去,就将目标锁定为十七路军参议郭增恺(郭当时兼任宋子文的经济委员会驻西北特派专员)。因郭1936年夏给阎锡山一密电劝阎实践前约,相机联合韩宋组织华北抗日同盟……密电刚被特务们译出。经请示蒋介石后遂将郭秘密逮捕,送往南京,关押在宪兵司令部中。直到西安事变时宋子文来陕时,才带郭一同回到西安。秘密逮捕郭增恺时杨虎城并不知道,当听到消息时,人已送出陕西了。晏道刚在捕人后,将杨虎城约到“剿总”,对杨说:“何敬之(何应钦)在江西剿共时,何的随从人员中有共产党,把军事计划偷送到红军方面,结果何吃了大亏。你对你左右的人要常注意。”①
杨听了这番话,估计是印《活路》出了问题。同时又得知郭增恺被捕的消息。感到内部有问题,就令军需处和军法处迅速查明泄密和帮助特务的人。经过调查,查出了那两个向特务告密的工人,就当即关押了,使特务失掉了证人。后来特务们也发现抓错了人,了解到高崇民才是真正编写《活路》的人员之一,就要逮捕高崇民(张学良当时不在西安),杨虎城知道后将高秘密送到三原县东里堡的家中隐藏起来,命令当时在三原管家的副官王世英绝对保证高先生的安全,如遇特务逮捕可以武力抗拒。后来又送高离开了西安到天津去躲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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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月底,中共党员宋黎以东北大学代表身份,来西安找张学良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可巧张当时不在,下属不予接待。杨虎城却将宋请去对十七路军的军官进行讲演,宣传抗日救亡。宋黎后来说:我们代表团1936年1月底到达西安,张学良去南京开会,“西北剿总”秘书长不接待。我们在西安省立第二中学宣传“一二·九”运动,而主持师生会议的校长罗端先次日即被教政当局撤职。我们深感不平,求见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将军。在公署交际处长的引荐下,杨主任接见了我们三人。他身着将军服,魁梧健壮,刚毅豪爽,热情地把我们迎进他的客厅,待为贵宾。他真诚地说:“你们是张副司令请来的客人,也就是我的客人。张副司令不在家,你们可以先在这里参观参观。”我们详尽地陈述了北平学生抗日运动;接着阐述了西北军和东北军、西北人民和东北人民应该团结抗日打回老家去,“剿共”必两败俱伤;现在国难当头,应该立即停止内战,组成抗日统一战线,中国才有出路,西北军、东北军才有前途热情……杨主任听得津津有味,频频点头。当我们说到,目前学生们因抗日遭受迫害,宣传活动经费有困难,希望杨主任予以支持时,杨主任立即令副官取来200块钱。
这时天已近中午,杨虎城将军又用丰盛的佳肴款待了我们。当我们准备告辞时,杨主任再三挽留,请我们把对他讲的一席话再对他的参谋长讲讲,我们考虑,至今尚未见到张校长,又没有做军队工作的经验,恐出差错,因此婉言谢绝。尽管我们一再陈词,“恳请杨主任代我们向参谋长转达”,但他仍然态度诚恳地温言劝到:“走吧!走!我跟你们一起去。”说着,杨主任亲自陪同我们驱车来到公署院内的一个礼堂。当我们随他来到礼堂门口时,军乐队鼓号齐鸣,礼堂内庄严肃穆。出席大会的有尉官、校官,还有将官。共约七百多人。……我向军官们讲了北平爱国学生运动的情况。……杨将军在会上慷慨激昂地说:“抗日的学生在华北前线赤手空拳跟日本鬼子作战,具有大无畏的爱国精神,我们这些手握枪杆的,绝不能坐视不动!”并领头振臂高呼:“抗日学生运动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顿时全场一片沸腾!②张学良回来后对宋黎等人也很重视,留他们在西安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宋黎和进步人士马绍周住在西北饭店。他们的一些活动,被国民党省党部的中统特务侦悉。8月29日(一个周末)的晚上,省党部出动便衣特务围捕宋、马。当时,马外出未归,特务遂将宋黎绑架。在押宋去省党部途中,恰遇十七路军宪兵营巡逻队。宋即机警地大喊:“土匪抢人!”巡逻队于是将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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