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晚清45年》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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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应邀赴山东工作
11　应邀赴山东工作 1888年春，我去了趟日本，考察那儿的传教方式。却发现，我向浸礼会委员会急切建议的教育工作在日本实施得非常成功。在回来的路上，我得到消息，尽管浸礼会对我在官员和文人学士之间开展的工作表示赞许，但他们并不同意我建立任何学院，因为他们认为，英国教会不会准许把传教基金派在这个用场。计划遭到否决，我开始考虑离开浸礼会。听到我可能离开浸礼会的消息后，仲斯先生立即给我发电报，说他立即到北京来，在他到达之前我不要对自己的去留做任何决定。我们见面后，他请求我和他一起回山东工作。经不起他再三恳请，九月份我同他一起踏上了回山东的旅途，打算同那儿的朋友们商量一下。 在山东，我同所有教友见了面，直截了当地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他们，说如果我回山东工作，我将在济南建立一所教会学院，需要教友们的大力支持，到时候他们应当接受我的管理。像在山西时一样，我向同事们声明，我不想限制他们的自由，也不希望我的自由被他们限制。众所周知，在国内，两个牧师在一起工作是很困难的；而在国外传教时，一个传教区的十多个人在一个牧师职位上工作则绝对是行不通的。必须进行工作分工，每个传教士都应当是自由的，为他自己领域的工作负责。回到北京后，我继续撰写自己的书《从史实看基督教的益处》。 12　在山东染上热病，胳膊麻痹 1889年5月，我转到天津，6月份，又回到了山东。那一年，山东又发生了一次饥荒。此前教会筹集了一大笔救济金，鉴于我在赈灾方面的长期工作经验，我被邀请在济南附近州县协助赈灾。通常情况下，饥荒总是伴随着热病，患病的人往往成千上万，并且死亡的比例很高。这一次我被传染了，并且病得不轻。科特曼（）医生——他是美国长老会在济南的传教士——担心，如果我继续留在济南，会挺不住，因而他安排人用担架把我抬到了邹平，夜里赶路，白天则睡觉，以避免炎热。在那儿，我恢复得不错，得以前往青州府。在我的健康彻底恢复之前，山东的英国浸礼会传教士召开了一次会议，我也被要求参加。在会上，我的教育工作方案得到了同事们的赞同。大家给英国浸礼会委员会写了一封信，所有十二名传教士都签了名。会上，大家还建议我10月份搬到济南来。然而，在大会的第一次会议尚未结束时，我的右胳膊患了风湿性麻痹——这是灾荒导致的疟疾类热病的一种常见继发病，痛苦得很。这使我在青州不得不逗留了一段时间，一时无法返回天津。 同时，我的妻子也一度病得很重，有所恢复后遵从指令去了烟台，以求在海边的空气中恢复健康。这个夏天，我前去同她相会，为了恢复健康，在那儿一起待了三个礼拜。但我的右臂恢复得很慢。 回到天津后，我决定开始为回山东工作做准备。我们都认为，浸礼会委员会肯定会同意我们各位同事全体一致的申请。我把所有的箱子都捆绑好放在走廊里，准备启程。这时医生来了，对我说：“你别想走了，你不适合在陆上作这样一次长途旅行”。同时，他声称，如果我们去了济南，在那儿度夏，我的疟疾病肯定会复发，并且会导致更严重的麻痹。 因为身体还远远没有恢复，我的所有信件都是由妻子代写的。通过口授，《从史实看基督教的益处》一书的写作也在继续。同时，我们在天津等待着来自浸礼会委员会的答复。 13　委员会拒绝了我们的方案，1889年 浸礼会委员会没有接受山东教友全体一致的申请，再一次驳回了我们关于建立一所基督教学院的方案。委员会的一位成员提出了抗议，说，在他为浸礼会服务的整整二十年里，还没有遇到过相同的例子，来自于一个传教区的全体一致的申请被驳回。随后，贝尼斯先生来信，说，委员会不能接受山东传教士的方案，他们催促我回山东，接受其他传教士所采用的传教方式。驳回申请的信件于10月份抵达。 14　参加上海传教士大会 1890年5月，第二届传教士大会在上海举行（第一届举办于1877年）。我应邀为大会写了一篇论文，题目是《论基督传教会与中国政府的关系》。由于参加赈灾工作，我没能参加第一届大会，这一次能参加很兴奋，好些日子之前就一直期待着。在论文中，我呼吁人们关注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政府，在那些可称为中国的蓝皮书的书籍里，印刷和传播对基督教会的最无耻的诽谤，并且那些出版于二十年前的书籍又推出了更便宜的新版本。我指出，在我看来，我们正坐在火山口上。我预言，一场针对外国人的迫害即将大规模爆发，因而应当立即推举一个委员会，上书皇帝，说明基督徒的真实目的，请求皇帝立即采取措施制止对基督教的中伤。 与会的很多代表认为我对社会现状的看法过于灰暗，但经过讨论，还是决定推举一个委员会向皇帝进言。不幸的是，我的预言被证明是绝对正确的。就在那个夏天，长江流域发生了许多迫害基督徒的事件。我去了武昌，拜会湖广总督张之洞，希望他采取措施制止对基督徒的迫害。但他对这种事不感兴趣。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编辑中文报纸
15　编辑中文报纸 回到天津后，我把这个问题摆到了直隶总督李鸿章面前，请求他结束针对基督教的各种恶毒的宣传报道。但他没有采取行动的心思。此后不久，1890年7月，通过这位总督和我的几个私人朋友，我获得了一项任命，成为一份名为《时报》中文报纸的主笔。我马上接受了任命，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因缘巧凑的机会。 就中国改革的许多课题，我写了一些文章。每周我还出版一份特刊号，在上面，我以图表的形式比较世界上不同的民族在人口、铁路、电信和商业等领域所处的相对位置。事实证明，这种图表是促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倡导改革的最强大力量之一。 我还发表了一些社论，讲述日本是如何进行快速改革的。为此，一些来自日本的参观者到报社向我表示感谢。不同地区的中国学者，在读过我的社论后，同样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张之洞从武昌发来电报，要我把报纸直接寄给他。 那一年，现今的俄国沙皇——当时还是皇太子——来到远东地区出席西伯利亚铁路的破土典礼，表示希望访问北京。中国的官员们对此感到惶恐不安。为了消除他们的恐惧心理，几个礼拜的时间里，我在《时报》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介绍欧洲王室成员之间相互访问的情况，指出这种互访极为有利于和平和善意的达成，呼吁中国的皇室成员也以同样方式出国访问。 16　理查德夫人的天津妇女读经班 1890年，因为天津的美以美会缺少人工，朱维尔（）小姐请我的妻子在冬季里负责一个50人的妇女读经班的培训工作。前一个冬天，她在一个为中国妇女开办的班里帮忙，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妇女们来自于这个国家不同的地区，到天津来接受培训。我妻子和班上的妇女们一起摘录了《从史实看基督教的益处》一书的纲要，在一幅巨大的地图上，指出基督教是如何从一个国家到达另一个国家并最终遍及全世界的。她从经文中选择了一些适合的内容，每天以亲身践行的方式介绍给学员们。尽管学员们的智力水平和天生的性格各不相同，她们的虔敬和真诚却无一例外地深深打动了她。不仅如此，整个冬天，她们之间没有发生哪怕一次最简单的冲突。 春天到来时，她们回到了距天津数十至数百里不等的各自的家乡。临别时，理查德夫人告诉她们，通过在她们村庄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