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十八总督(全文)》第39章

在当时病因不明、无法可治的情况下，为了控制疫情发展，港府收购了中环重病区九如坊、善庆里、芽菜巷、美轮里等处居民房屋，拆为平地，但疫症仍然蔓延。
由于港人大量离港，往来船只较多，这次鼠疫还传播到内地及海外各地。
1896年，香港的鼠疫先后传播到内地的广州、昆明。国外传播更远达印度的孟买与俄国的北海。仅是广州一地，染上鼠疫的居民便有10万人，印度人死于鼠疫者更无法估计。
对于鼠疫迅速蔓延，港英政府及医疗界曾研究对策，罗便臣提议准许华人患疫者在家里治疗，这既尊重了华人的习惯，又便于港府掌握患病人数，但是一些议员和政府医官表示反对，主张必须把患者统一送往医院治疗。1901年5月31日，香港洁净局举行会议，决定在九龙开设办事处，专门负责患鼠疫屋宇的薰洗工作，同时在香港湾仔、鱼涌与筲箕湾鼠疫最盛的地区，派出一艘小轮船牵引两只木船，一只载运鼠疫患者，一只载运鼠疫死者，送往坚尼地城医院。可是，上述强制性措施却遭到市民反对。许多市民看到患病亲人被强按进轿子里抬走，死者被拉去抛进石灰水里，觉得目不忍睹，所以患上鼠疫，都愿在家自行医治，不愿被送往医院治疗。患疫病死者遗属，也不肯把尸体移到医院里上石灰埋葬，多是秘密自行安置。这样，鼠疫更加迅速蔓延，连续几年，每到春末夏初，都要猖獗一阵，不久便殃及商业中枢与洋人聚集的维多利亚城。因此，洁净局执行薰洗屋宇的任务，十分严格。规定从文咸街起，至城隍街止，以坚道为上界，威灵顿街为下界，由东华医院派出人手，挨家逐户喷洒药水与粉剂，进行消毒。
港府薰洗居民房屋的措施，也受到香港中国居民的抵制，尤其是妇女更认为过于受骚扰。当时，数百名妇女派出二十余个代表，到华民政务司前，高声宣读洋洋数百言的陈述书，以示反对。
后来，有位名叫伟佗实陶的日本医生，在坚尼地城医院的恶劣环境中，研究发现鼠疫是老鼠所带的一种病菌传染的。于是，罗便臣采取了两项紧急措施：
一是奖励捕鼠，凡捕鼠一只者，奖赏港币2分，后来增加到5分。香港市民捕鼠之风一时颇盛，大街小巷、明沟暗渠，随处可见捕鼠的动人景象。二是从外国引进疫苗，给所有市民注射预防，成效很显著。为患10年的鼠疫，终于得到控制。
1894年鼠疫过后太平山区进行重建
1896年，有些英国医官对东华医院用中医治疗鼠疫表示怀疑，要求改用西医办法。总督威廉？罗便臣命令骆克组织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调查结束后，该委员会在报告书中指出：该院采用华人方法治疗病人，而不用英人的治病方法，自有其道理，应继续采用。否则，既然有公立医院，又何须再设东华医院。该院之设，有鼓励华人入院治病的作用，避免华人贫病无告而死于家中，东华医院所做的工作，是公家医院所难以承担的。调查委员会还对东华医院诊治病人的数量做了统计，从1891年至1895年，东华医院所收病人，男性病人在院留医者达10806人次，女性病人在院留医者1952人次。男性病人到院门诊者530781人次，女性病人门诊者272287人次。所有这些病人都是免费治疗。至于自费之病人，由1891至1895年，男性病人仅106名，女性病人仅47名。1896年香港人口约24万人。在此以前的五年之内，东华医院中医门诊量平均每年达163200人次之多。由此可见东华医院当时在鼠疫医疗服务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
中华会馆成立
1896年1月17日，中华会馆正式成立。这标志着到了十九世纪末，香港华商不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已经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英国占领香港以后不久，香港中国工商界人士即开始组织过同乡会、同业公所一类的华人社团组织，但比较分散零星。
1868年，香港“南北行公所”成立，是早期香港规模较大的华人同业组织。但仍然属于单一性质的行会组织，缺乏在华商中有统一的号召力。到19世纪80年代之后，华资势力逐渐崛起，香港华人的团结意识与政治影响日趋增强。1880年开始，伍廷芳进入港府立法局，随后，1884年有黄胜，1890年有何启先后进入立法局。1887年，四万华人就公共卫生行政中的楼房管理和面积问题，联名上书请愿，成为华人民众在19世纪末参与地方行政的一件大事。华人影响力扩大，成立统一的华商组织已成形势发展的需要。香港当时商界知名人士宝隆金山庄的古辉山、聚昌号疋头绸缎庄的黄尧卿、中华银号的冯华川等数十人，看准了时机，发起组织了“中华会馆”，馆址设在半山区的般含道。1月17日正式成立时，清政府派驻九龙城内的九龙协副将陈昆山应邀出席并主持开幕式。
会馆由香港华资公司、居住香港的华商及专业人士组成，宗旨是“联乡谊而通商情”，团结在港华人，促进香港经贸发展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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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华商冯华川、陈赓虞、何泽铭等人提议，将“华商会馆”改名为“香港华商公局”，局址由般含道迁至中环德辅道20…32号。1913年又改名为“香港华商总会”；1952年再易名为“香港中华总商会”。会员越来越多，到1993年，会员总数达六千多个，其中个人会员2200个，商会会员三千六百多个，团体会员89个，成员包含的行业越来越广泛，对香港经济的发展，贡献越来越显著，特别是在促进与中国内地的贸易发展方面，成绩尤为突出。
宋王台与明珠暗投
第十一任总督罗便臣和第十二任总督卜力交接之际的1898年，香港做了一件有历史意义的事——修建宋王台。
1277年春，南宋端宗赵由福建泉州逃亡广东潮州，再经惠州和虎门，于1278年春夏之交逃到了广州湾外的大屿山岛，途中身亡。文天祥立卫王赵昺为帝，由张世杰与陆秀夫护驾，乘船从大屿山岛转移到新会的崖山。在后有追兵，前无进路的情况下，赵昺投海身亡。在颠沛流离的途中，赵氏兄弟曾辗转避匿于九龙，所以留下了宋王台、二王村、梳妆石三遗迹，供后人追思瞻仰。
相传赵昰被元兵追到九龙马头涌的一座小山丘上，正在危急万分时刻，丘上的大石头突然崩裂，出现洞穴，赵昰及随从得以喘息躲避，逃过元兵搜捕，小丘上的石头护驾有功，被后人称为“宋王台”。
马头涌的这座小丘，方圆不过300英尺，高140英尺，东北跟九龙湾相接，南面与马头角为邻，西面为谭公道，西南面有二王村。
1898年8月15日，港府立法局中一位华人议员，根据市民的意愿，向当局提出把宋王台作为古迹加以修建保护的建议。他表达的理由是：一、宋王台有六百多年的历史，应予保护；二、九龙开辟后，保存这一地方为居民游览之地，实属有益。
港府通过了这一提议，并同意在宋王台所在地竖立碑志，碑志用中英两种文字书写，志文曰：“此地禁止采石，保存宋王台”等字样。
与修宋王台有关，还有一段历史传说：工程进行之际，有一天一位名叫“豆皮光”的石匠，在别的工匠都散工之后，他在石洞中挖掘泥沙，忽然意外地发现一个洞穴，好像是人工修建的，伸进手去探寻，觉得里面有股暖气，经过挖掘，发现一聚宝盒。这聚宝盒古朴精巧，表面雕有龙纹凤爪。工匠打开盒子一看，里边有七件古物：一、古龙宋瓶一只。其色泽纯白如玉，外缚墨龙一条；二、巫山古砚一台。砚体玉质青翠，绘有瑰丽图案；三、沉香佛一尊。雕刻精细，有奇异香气；四、长方形玉石一块，光彩夺目；五、男女二人拥抱像一座，呈朱红色；六、龙纽印一付，长六寸，把柄刻有五爪金龙，印底有宋体字；七、五龙环一只，环身五龙昂首，作朝立状，龙爪毕现。连同宝盒共算作8件历史文物。
这聚宝盒及内藏之诸宝显然属宋代宫廷之物，是研究中国历史的重要文物和历史见证。但是，发掘出来之后，连同宝盒及7件珍品，最后都转手落到洋行外国人手里。这些具有历史价值的文物就神秘地明珠暗投，不知身归何处了。
日本军国主义1941年12月侵占香港后，扩建启德机场，借机把宋王台夷为平地，那块象征性的石头也作了迁移。其实，300平方英尺的小山丘，并没有影响到机场的扩建，日军强行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