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帝国政界往事》第51章

囊和凄惨，但综合来讲，如果把唐朝皇帝按悲惨指数排一下的话，肃宗准是名列前茅。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我们在同情肃宗的同时，也不免嗟叹他对玄宗的态度。　
玄宗是在四月初五去世的，比肃宗之死稍早。这个可疑的时间，再加上后人推测出来的一系列疑点，使得玄宗之死蒙上了一层扑朔的迷雾。后人怀疑的原因主要还是由两人死亡时间接近带来的问题。就如同清朝光绪皇帝的死一样，由于他的死离慈禧之死很近，所以人们也都猜测是不是慈禧太后害死了年轻的光绪。同样，人们也怀疑，玄宗是否为肃宗害死。由于自己病重而担心玄宗会危及自身的地位，肃宗的确有理由这么干，所以单看动机的话，后人的怀疑可以成立。既然如此，有没有支持这个假设成立的根据呢？“甲寅，上皇崩于神龙殿，年七十八。”——这是史书上的记载，从两唐书到通鉴都是如此，再多一句都没有了。离此最近的关于太上皇的消息，也就是高力士等人被贬之后，玄宗“浸不自怿”。还有一次肃宗来看望，此外，太极宫中十分安静，连个骚扰的人都没有。既然史书可以记载李辅国强行把太上皇迁到西内，如果李辅国再来虐待一下太上皇的话，也并非不可以记，因为李辅国后来被定的性质并不好，如果再多几件虐待太上皇的罪过，更可以以此为理由给他抹黑。可是没有。再考虑到玄宗这一年已经七十八岁了，而且自上元二年起又病着，并不是一直都很健康，所以元年四月玄宗并非暴卒，的确是病故，顶多再加上一条，即“晚年心情郁闷，影响身体健康”。如果再以此来推测的话，甚至连唐高祖的死也都可以怀疑一下，因为当时太宗病得也十分严重，相信当时太宗要是不幸死了的话，那么现在就会有人信誓旦旦地说高祖之死有问题了。另外，不是还有人怀疑太宗是武则天谋害而死的吗？其实从很多方面来看，这都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也许我们对史书存在太多的怀疑了，而事实上历史也许真如史书上记载的那样简单，只不过我们在“尽信书不如无书”的指导思想下，已经习惯了把古人想像得更加复杂。　
此后，高力士回到了长安，听到玄宗去世的消息之后，非常难过，“号恸，呕血而卒”。盖棺论定的话，高力士事实上并没有我们想像的那么坏。不错，在玄宗时期，他的确参与政治，而且势力相当大，算是为后来唐朝的宦官之祸开了个头。可如果不是玄宗给了他这样的权势与地位，还会有后面的事吗？那么高力士本人倚着这些势力，有没有做什么大的坏事了呢？“力士善揣时事势候相上下，虽亲昵，至当覆败，不肯为救力，故生平无显显大过”，也就是说，高力士不会替自己亲昵的人向玄宗求情，固然他是为了自保，但这样已经很难得了，而后面又直接道出力士生平无大过。据史料记载，在玄宗晚年怠于政事的时候，高力士还有几次劝谏。　
帝曰：“我不出长安且十年，海内无事，朕将吐纳导引，以天下事付林甫，若何？”力士对曰：“天子顺动，古制也。税入有常，则人不告劳。今赋粟充漕，臣恐国无旬月蓄；和籴不止，则私藏竭，逐末者众。又天下柄不可假人，威权既振，孰敢议者！”　帝不悦……天宝中，边将争立功，帝尝曰：“朕春秋高，朝廷细务付宰相，蕃夷不龚付诸将，宁不暇耶？”对曰：“臣间至阁门，见奏事者言云南数丧师，又北兵悍且强，陛下何以制之？臣恐祸成不可禁。”其指盖谓禄山。帝曰：“卿勿言，朕将图之。”十三年秋，大雨，帝顾左右无人，即曰：“天方灾，卿宜言之。”力士曰：“自陛下以权假宰相，法令不行，阴阳失度，天下事庸可复安？臣之钳口，其时也。”帝不答。
乱后的曙光·肃代两朝纪实（18）
高力士没有一味奉承，这几次说实话还惹得玄宗很不高兴。可惜的是，范祖禹在《唐鉴》中却说“高力士帷幄之臣，非有深谋远虑，心知其事而不忍嚓默，此非其忠义过人，盖朝廷无贤，百官失职而至于宦者言天下之事”，感觉范老先生对高力士多少还是有点偏见的，为什么宦官进谏就不能说是“忠义”了呢？当时没有人敢再对玄宗说这些实话，因此高力士的劝谏显得弥足珍贵。还有肃宗太子之位的确定，高力士功不可没。这么说也许会有抬高高力士的嫌疑，但和唐朝日后的宦官们相比，就拿李辅国来讲，高力士确实算是很不错的了。其实肃宗朝的张皇后和李辅国的地位，分别对应着玄宗朝的杨贵妃和高力士。但是杨贵妃没有参政的愿望，高力士对玄宗之忠诚也远远胜过李辅国之于肃宗，因此张李二人为祸比杨高二人为祸要深得多。天宝政事的懈怠玄宗要负主要责任，而肃宗最后两三年却是他有些控制不住局面了，唐朝宦官之祸此时真正露出端倪。　
肃宗死的当日，李辅国奉太子在九仙门与宰相相见，把宫里的情况大致说了一下，两天后，李豫即位，便是唐代宗。其实“代”宗就是“世”宗，只是为避唐太宗李世民的讳，所以取个近义词的“代”代替了“世”。　
代宗即位了，但是他面对的形势也并不美妙——虽然相对于肃宗，算是好了很多。　
那么代宗朝又发生了什么事呢？　
十四　
郭子仪像　
如果说肃宗皇帝的主要任务是平叛，那么代宗的后半辈子则主要用来铲除朝中的四个绊脚石。但当务之急还有一个，就是平定一直纠缠着的安史之乱。　
第一次洛阳之败，副元帅由郭子仪换成了李光弼。史思明第二次攻取洛阳之后，到了上元二年，有人和鱼朝恩说，洛阳敌军中基本上都是燕人，他们在洛阳戍守的时间也很久了，现在必定想念家乡，如果趁此时机赶快攻打的话，一定会取胜。没有军事头脑的鱼朝恩听后非常高兴，所以又屡次向当时仍健在的肃宗提议攻打洛阳，于是肃宗下令要李光弼照办。李光弼回奏说：“贼锋尚锐，未可轻进。”此时仆固怀恩的话起了决定作用，他支持鱼朝恩，也说洛阳可取。之所以仆固怀恩这样说，是有原因的，排除嫉妒李光弼功劳这条因素，他对李光弼执法严格也有些不满。仆固怀恩手下的将士多是蕃、汉劲卒，“恃功，多不法”，大概都被李光弼管教得有些不高兴。而在郭子仪时期，由于郭子仪管得比较松，对此能够包容，因而摩擦较少。正是有了仆固怀恩的这句话，肃宗便接连派使者催促李光弼攻打洛阳。　
这个情形颇似当年哥舒翰守潼关，哥舒翰当时不得已大哭一场后带人出战，李光弼接到要他出兵的命令后也是硬着头皮上战场了。不是有句话吗，“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可有时不受是不行的。我们现在一提起宋高宗强命岳飞在连胜之后撤军时，无不感慨，岳飞悲愤而下的泪水也弄得我们跟着一起心酸。强命撤军令人悲痛，而强命出战有时也让人难过。之所以不愿出战，自然是没有必胜的把握，一旦出战，战场上刀枪无眼，谁知道会出什么事呢，也许就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了。还有众多士兵，更是为了君主不了解情况胡乱下达的命令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李光弼强行出战，命人依险布阵，结果仆固怀恩非要在平原列阵。也许这次仆固怀恩并非有意不听号令，他有他的理由，“我用骑，今迫险，非便地，请阵诸原”，的确在险地上骑兵的优势是发挥不出来的。但李光弼所虑并不在此，而是万一败军的时候撤退的问题，他说，依险布阵可以进也可以退，而在平原列阵万一打不赢就全完了，史思明可不是个简单人物啊。当初在邺城史思明五万人和官兵斗得不分胜负，而对抗史思明的将军当中，就包括李光弼。那是不是李光弼被打怕了有些输胆呢？应该不至于此，因为此前李光弼按照他对形势的判断，几次击败了史思明，否则这个副元帅怎么可能当到现在？论能力李光弼绝对不差。但依然要“批评”李光弼一下，还没打就先想着撤退，别的不说，首先就不是一个好的先兆。结果史思明的军队趁官兵还未完全布好阵的时机，一下子冲了过来，把官兵杀得大败。而《唐书》上的记载有些差异，当时叛军用计，“委物伪遁”，使得官兵一下子乱了阵脚，一拥而上全去捡东西了，然后史军伏兵突然出击，官兵自然会大败。无疑这样的描述更详细生动，而且也更准确，所以这件事应当还是取《唐书》的记载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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