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进村》第72章

经常有日本人的巡道车开来开去，探照灯一照，四下如同白昼，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老人们说，胆小的、未经过阵势的，真有吓草鸡的，腿都软了，步都迈不开，别人只好用布条把他两手、两腿绑起来，吊过沟去。　
一路跑着过了路，休息一夜后又走了一段，就到了冀中军区所在地：行唐县口头镇议庄。吕正操司令员等接见了过路的干部。又过了些日子，“留在冀中暂时没过来的同志也都陆续来了，甚至大树刘庄被俘的同志有的也被我党组织营救而脱离虎口，又过来和我们重逢了，所有冀中的文艺团体都来到这里。”这里看不到日本人的膏药旗，听不到“完成大圣战，建立共荣圈”一类的鬼话。村里又传出了抗日歌声：“红日照亮了东方，自由之神在放声歌唱……”1943年元旦，冀中军区直属机关召开联欢会，在会上，吕正操司令员说：“去年是大比之年，我们的反面教员给我们出了很难的题目，然而在座的同志们都答上来了，而且都及了格。但是，这还不算完，希望同志们更好的学习和工作，迎接更严峻的考验。”
到路西去，到路西去（4）
战场，就是最严格的考场呀！■咬牙干部，反攻干部，建国干部任何事情都是辩证的，在冀中，“五一”大“扫荡”后的岁月是很苦，可也不是说一点乐趣没有。李惠老人回忆说：“那时可以说是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但这群姑娘和小伙子们从来不知道愁，每逢‘跑完了情况’又轻松愉快起来，从刚发生过的情况中寻找些笑料谈论不已。”　
有时甚至敌人在上头闹腾，下头在地道里还照“侃”不误。屈培壅老人回忆说：“生活是艰苦的，斗争是残酷的，随时有生命危险，但是我们不悲观失望。而是心情愉快，满怀信心地生活……若是情况缓和时，到了下午三四点钟，我们就在屋子里打扑克，下象棋、讲故事。有时地上敌人来来往往，我们在地下洞子里小声说笑，充满着共产主义乐观精神。”　
人们甚至还拿“五一”“扫荡”时跑反来开玩笑。如说“你还真有两下子。”被夸的人会回答：“原来我还有三下子呢，不是‘五一’‘扫荡’给跑丢了一下子，才剩下二下子了。”人们把岗楼上的敌人叫“蚂蚱蝻子”（不会飞的幼蝗虫），把“扫荡”的敌人叫“飞膀”（会飞的蝗虫）。一说“飞膀来了。”就知道敌人又来“扫荡”了。凶狠的敌人，也不过是些蝗虫……　
八路军在太行山开荒那会，毕竟是年轻。　
到了路西，不用跑“情况”，不用钻地洞，头顶上没有太阳旗在飘，可以放声唱抗日的歌曲。脚下踩的，的的确确，是自个国家的土地。心中自然很愉快，可乐中也有些苦。先说生活苦：一说起路西，许多冀中的老人不约而同地说：“路西比冀中可是苦多了。”采访吴西记录。吃黑豆，吃萝卜缨子和野菜泡成的酸菜，拌上玉米面，吃玉茭芯、黑豆皮做的饽饽，吃树叶。胡友孟老人讲，甚至还吃过臭椿树叶，他说，当地老乡吃树叶，可也不吃臭椿树叶。　
采访胡友孟记录。　
刘仁老人说，1943年过年吃不上饺子，许多冀中的战士都哭，在冀中，再怎么样，过年吃顿饺子还是没问题的。　
路西根据地本来就不是什么产粮区，要靠冀中等地的支援，在经济上才勉勉强强算是能维持下去，而现在冀中暂时为敌所占，不但不能予路西以支援，还有数以千计的部队作战人员和干部涌入路西。这无疑使路西的负担变得更加沉重。当时在路西的冀中军区政委程子华说：　
我冀中平原根据地自1942年“五一”反“扫荡”后，情况暂时恶化，不但断绝了对山区根据地粮布等物资的大量支援（如1940年7月至1941年4月冀中运给路西山区粮食1900万斤），而且有成千上万人的主力兵团和党政军民机关人员转移到山地整顿，大大加重了山区群众的负担。　
在这样的情况下，冀中的部队和干部到了路西，只能以马料——黑豆为“主食”。有人回忆道：“1942年是晋察冀边区物质条件，人民生活最艰苦最困难的一年，特别是在夏末初秋粮食青黄不接的日子，生活尤为困难，当时群众吃糠吃树叶，部队以黑豆为主食，有时还吃大麻子油。”　
说起吃黑豆，当时在路西的杨成武回忆说：在这种困苦的战争环境里，部队每天吃两顿饭，主食是麦麸和黑豆，一到开饭的时候，有些同志就开玩笑说：“走呀，上槽去！”　
“咱们是第二骑兵团——吃黑豆的，哈哈！”　
一些冀中的老人评论说，有黑豆吃还不错呢。饿急了还吃树叶呢，连马的“生活水平”都达不到，降到羊的“生活水平”了。　
许多人刚从冀中敌人的火网下闯出来，到了路西不久就落入疾病的魔掌。人的肠胃当然比不上马的肠胃，当年在医务部门工作的老人回忆说：“黑豆作为马料是好东西，作为人的主食就难消化了。在吃黑豆期间，急性胃肠炎患者急剧增加，不少人因消化不良而发生腹泻。”　
吃的不好，再加上休息不好、水土不服等原因，从冀中到路西的人闹病的很多。九分区一位老人谈到：“1942年‘五一扫荡’中，分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转移到冀西完县一带进行休整。经过反‘扫荡’的剧烈斗争，部队连续作战，有时几天吃不上饭，得不到休息，经常露宿野外，斗争极端残酷，生活异常艰苦，到冀西后粮食供应也很困难，经常吃发霉的小米，有时吃黑豆、马肉。指战员体力过度消耗，体质普遍下降，病员急剧增多。从机关到连队，疟疾、痢疾、肠炎、疥疮等疾病普遍流行。部队发病率达90％以上，有的连队高达百分之百。团队变成医院，团长成了院长。连队变成休养所，连长成了所长。”　
九分区是如此，冀中其他单位的情况也差不多，冀中一些老人回忆说，刚到路西时，看着路西的人怎么一个个都面黄肌瘦的，过不了几天，自己也变得面黄肌瘦了。　
如果在那个条件下再养个孩子，那就更惨了。从冀中到路西的陈立中回忆说：那时（指1943年秋），我正怀孕7个月。领导上为了照顾我，同时也可以减轻剧社行军转移中的负担。把我送进了后方医院。满以为到了医院就平安无事了，谁料到面对鬼子灭绝人性的烧、杀、剔抉扫荡，在敌后也是没有什么真正的后方的。逼得我们医院随时随地遇有敌情，同样要行军转移，走路，爬山，淌水过河……医院病号多；工作人员少，生活更艰苦。一切东西都是自己背，走不动的也只能慢慢地走。有的病号，实在不能自理，只有把自己的东西扔掉，也不好意思拖累别人。
到路西去，到路西去（5）
一天在行军途中，当我们爬上一座原始山林时，我发现队伍当中有六七个女同志，每人抱着一个小铺盖卷，困难地穿行在满是葛针的酸枣棵子，枝杈狰狞的野树干和马蜂乱飞的杂草丛中。她们的手被马蜂蜇肿了，脸被蒺藜扎破了，鲜血淌了满手、满脸。抱着的小铺盖卷外面也被划得露出了棉花，伴有点点滴滴的血迹和乱蒺藜等。相形之下，我比她们强多了，手脚虽也难免蒺藜野蜂的刺蜇，但没有小铺盖卷累着，只身上背了个背包，两手空空地爬山，就比她们轻松多了！队伍艰难地越过原始山林后，住在山下一个小村庄里，这里静悄悄的连个人影也没有。显然老百姓为躲避鬼子的烧杀，逃到其他地方去了。为了做到彻底坚壁清野，什么也不给鬼子留下，房子上的门窗也卸下藏了起来，空落落的屋子，只剩有一条大土炕。　
八九月的山野，晚间已经有些秋凉。我们只好找了一些谷草铺在光秃秃的土炕上，足有半尺来厚。几个女同志就挤睡在这上边。当她们把一直不离手的小铺盖卷打开时，我才知道这里面包着的竟是小生命——一个个刚出生不久的婴儿！当妈妈们把自己干瘪的乳头塞进孩子们的小嘴里，让他（她）们吸吮着点滴的奶水时，孩子们由于得不到满足，才哇哇地哭出微弱的声音来。　
夜间，我突然发起了高烧，浑身冷得打哆嗦。据说这是“打摆子”。也没有经医生详细检查，护士就给我打了一针奎宁。睡了一觉，觉得好多了。但过了不久肚子却一阵阵的疼痛难忍。医生去30里地以外的山那边看望重病号去了，同屋的同志们急得团团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时候，仅有一个刚入伍不久的男小鬼，约有十五六岁，在医院做“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