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帝国》第34章

戏剧创作750周年的特殊年份，同时这一年也是我们中国举办奥运会的奥运年。在政协会上来自农工民主党的李汉秋委员建议：让关汉卿助“人文奥运”一臂之力。应该展示以他为突出代表的元大都文化和中国戏曲文化，这将是“人文奥运”一道不可多得的亮丽风景。
李汉秋委员说，关汉卿的创作在13世纪已经“红极一时”，比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巨人”莎士比亚还早300多年。2008年举办一个“关汉卿戏剧节”，可以进一步促进中国戏剧的发展和繁荣，《窦娥冤》、《望江亭》、《单刀会》、《蝴蝶梦》等久演不衰的关汉卿剧目可以为“人文奥运”助威。
第七章　“红娘高手”王实甫
与关汉卿同样为伶人编写剧本的王实甫，他擅长所写的“儿女风情”一类的戏与关汉卿是截然不同的风格。但他的出众才华还是为当时文人所称服。但不幸的是，王实甫的身世比关汉卿更渺茫，只知道是大都人（今北京），甚至真名也不甚详知。只有天一阁本的《录鬼簿》（明抄本）上写：“王实甫，德名信”。有的专家认为这是倒置了，应作“名德信”；有的专家则认为“德名”，等于“尊讳”，也就是说王实甫大名是“信”，王信。这就是封建时代轻视剧作家的结果，没有任何“正史”一类的记载所造成的遗憾。
根据一些专家考证的结果，大致有这么个轮廓：王实甫，名德信，元易州定兴人。约生于公元1255…1260年，曾作过某地县宫，声誉很好。后来升任陕西行台监察御史，由于与官员不和，40多岁就弃官不做了。他在弃官后不久就完成了不朽的剧作《西厢记》。在60岁时，他用散曲套数描写他退隐后的生活。生活颇为优裕，以诗酒琴棋为伴，但在恬静淡泊的情怀深处，蕴藏着久难平复的政治创伤。他卒年约在公元1336…1337年间。
以上的这些介绍性的文字是体现在冯沉君《王实甫生平的探索》中的，其准确性还是有待考证的。不过，看来他的生活似乎要比关汉卿好些，虽同处异族统治下的元代前期，但没有留下像关汉卿那么多的激愤。这可能与王实甫的性格也是有一定关系的。
王实甫最具代表性的名剧就要数《西厢记》，《西厢记》的故事直接来源于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此外，流传的西洛书生张浩与东邻女李莺莺逾墙相会，终成眷属的故事在题材和人物、情节上对《西厢记》也都有某种影响。
《莺莺传》写的是唐代贞元年间书生张生与少女崔莺莺从恋爱、结合到离异的悲剧故事。作者元稹可能受到《游仙窟》的影响，所谓“游仙”，本意写嫖妓宿娼；所谓“会真”，实质是写偷情艳遇。所以作者抱着欣赏文人风流韵事的态度，对张生始乱终弃的行为加以肯定。但崔莺莺的悲剧形象和悲剧命运赢得了人们的同情，一些文人诗作中不时提到“莺莺”和“待月西厢”的事。
到了宋代，崔张故事十分流行。秦观、毛滂的《调笑令》以一诗一词咏唱这个爱情故事，使它成为歌舞曲词。后来又有小说《张公子遇崔莺莺》，见于南宋皇都风月主人的《绿窗新话》。此外，罗烨的《醉翁谈录》“小说开辟”中记有小说《莺莺传》。赵令的鼓子词和《绿窗新话》中的《张公子遇崔莺莺》，与元稹的原作不同，它们都删去了传奇小说文中张生视莺莺为“尤物”“妖孽”的部分，赞赏莺莺的真情，同情她的命运，并对张生的行为颇有微词。
在王实甫笔下，张生、莺莺固然是才子佳人，但才与貌并非是他们结合的惟一纽带。王实甫强调，这一对青年一见钟情，“情”一发难收，受到封建家长的阻梗，他们便做出冲破礼教樊篱的举动。对真挚的爱情，王实甫给予充分的肯定，认为它纯洁无邪，不必涂上“合礼”“报恩”之类保护色。这些也都可以看出王实甫本人那种崇尚纯真情感，痛恨封建婚姻束缚的文人情怀。
戏剧是语言的艺术。王实甫在《西厢记》中驾驭语言的技巧，历来为人们称道。明代著名戏曲理论家王骥德说《西厢记》“今无来者，后掩来哲，虽擅千古绝调”；另一位戏曲理论家徐复祚也赞叹它“字字当行，言言本色，可谓南北之冠。”他们都把《西厢记》视为戏曲语言艺术的最高峰。
王实甫对“情”的关注，比关汉卿、白朴更进一步。因为关、白的良好祝愿，还是针对已婚的夫妇而言，而王实甫所祝的“有情人”，则包括那些未经家长认可自行恋爱私订婚姻的青年。他希望所有恋人能够如愿以偿，等于不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放在眼内，这是对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的大胆挑战。
在王实甫以前，谁也没有像他那样响亮、明确地提出“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他写的崔、张故事，贯彻着这一题旨，从而使由《会真记》以来流传了几百年的题材，呈现出全新的面貌。可以说，《西厢记》杂剧在元代出现，像莺莺蓦然出现在佛殿一样，它的光彩，使人目眩神摇，也照亮了封建时代昏沉的夜空。
第八章　“丹溪先生”朱震亨
朱震亨，天资聪慧，性情豪爽，好学不倦。6岁时即可日诵千言，阅读一遍就能知晓书中的大意，说得头头是道，因而家中长辈都很喜欢和器重他。世人有“神童”之称。当朱震亨到了15岁的时候，他父亲病逝了，这样朱震亨一家在家族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家境的衰落，使朱震亨一家的生活变得艰辛起来。
26岁时，他终于几经周折来到临近东阳县的八华山，结识了当时宋代理学大师朱熹的四代弟子许谦，拜在其门下学习程朱理学，日后师生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虽然朱震亨在学术思想上有很高的造诣，但他后来却在医学领域实现了自己的价值。
朱震亨研习朱熹的学术思想，对于其后在医学的建树有着重要的影响。如朱熹关于精神与物质相互依存的观点、强调清心寡欲以养身的观点都被朱震亨运用到医学之中，形成了新的医学理论。
那么朱震亨为什么要从儒转医，有哪些因素促使他转变的呢？首先是他素怀惠民之心，“吾既穷而在下，泽不能致运。其可远者，非医将安务乎？”另一方面，在他30多岁时，母亲得了重病，请了许多大夫都束手无策。于是开始有了自己从医的想法。他找来古代经典医籍仔细读了起来，这样坚持了三年，收获甚多。又过了两年，竟然自己处方抓药，治愈了老母的旧疾。
又因其师许谦本不以名利为务，教授学生“随其材分”而定，“咸有所得”。又说：“吾卧病久，非精于医者不能以起之。子聪明异常人，其肯游艺于医乎？”此言正中朱震亨下怀，于是他烧掉了以往所学的儒学之书，一心致力于医。
虽然朱震亨自学已有些成就，但始终未遇到理想的老师。直到后来经人介绍认识了罗知悌，罗知悌人称太无先生。他是金朝河间学派创始人刘完素弟子荆山浮屠的门徒，并旁通李东垣、张子和之学说，在医学上有很深的造诣。朱震亨得之后说，不胜欣喜，立即到罗知悌的家，拜他为师，两人一见如故。
罗知悌先生时已年过古稀，卧于床上，并不亲自诊视，只是让弟子察脉观色，但听回禀便处方下药。随其学习一年之余后，朱震亨医技大进，尽得诸家学说之妙旨。回到家乡，乡间诸医“始皆大惊”，不知他在外边学了多大本事，但看其处方用药，又嘲笑不已，以为不伦不类。但朱震亨正是用这种被众医斥之为离经叛道的方法治愈了许谦的痼疾。四方求治者、求学者盈门不绝。朱震亨总是有求必应，不避风雨，深得人们的爱戴。
朱震亨能跻身于元代四大名医之列，除了他能继承前人的理论和经验，具有高超的医术外，更重要的是他能在医学理论上推陈出新，提出了许多新的学术见解，从而丰富和发展了传统的医学理论，对后世的医学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其《格致余论》一书，充分反映了他关于人身“相火”和“气常有余，血气不足”的学术思想。
朱震亨在强调阴血的重要作用和保养阴血方面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因而被后世称为“养阴学派”的开山鼻祖。这一学术思想不仅丰富和发展了传统的理论和治法，而且他所强调的养阴和泻火二法，对于热性病的治疗尤其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在这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