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上的蒲公英 - 国民党空降兵抗战纪实》国民党空降兵抗战纪实-第1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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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大代表高谈阔论，蔡智诚却默默无言。张志韩先生似乎意犹未尽，非要他表态不可：“老弟，你是打过仗的，讲讲对共军的看法”
“别的情况说不好，但我相信苏羽的那句话”，蔡智诚轻声回答：“无论如何，我们和共军是会再见面的”。
4月24日中午，“远东号”停靠香港。
重返“自由世界”的人们欣喜若狂，张志韩等人从走下跳板的那一刻起就开始讨论应该如何为这次“逃生之旅”庆祝一番。可惜，刚没过一会儿，这喜悦的热情就被一盆冷水彻底扑灭了。
码头上人来人往，面色惊恐不安，报童们东奔西走，举着“号外”高声叫卖。随手拿过一张来，那报纸的头条赫然刊登着两段醒目的标题——
昨晚首都失守，共军攻克南京！
今早太原城破，五百完人自焚！
……
太快了！这是蔡智诚的第一个反应——20日登船时，渡江战役尚未爆发，几天之后下船，解放军就已经占领了南京。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上海、西安、武汉、长沙、福州、广州……还会有多少次城破，还要有多少人自焚？
此刻的国大代表们早已经顾不上庆贺什么“死里逃生”了。他们分成了几摊，各自与自己的家人讨论着今后的前途，有的打算去广州寻找出路，有的准备留在香港坐观时局。但蔡智诚这时已不再愿意理会他们，牵着妻子的手，小两口信步走上了香港的街头。
“先生，我们要去哪里呀？”
蔡智诚没有回答。
隔了好久，他才悠然说道：“阳春三月，草长莺飞。这时的桃树应该开花了吧”
“嗯，开花了”
“那么，我们回家看桃花去，你说好不好？”
……
妻子紧搂住爱人的臂膀，高兴地笑了起来。
后记
“蒲公英”的故事讲完了，但有些人物的命运还没有交代清楚。有朋友希望看到水落石出，恭敬不如从命，我就补个后记吧。
在得知解放军渡江的消息之后，乘坐“远东号”的四十多个人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有的留在香港，有的去了台湾，有的跑到南美洲去了。张志韩先生依然追随何应钦和刘建群，后来他以执教为业，曾经担任过台湾大学教授和东吴大学的教务长，致力研究“考试监察制度”，并发表了许多学术文章。　
大约在蔡智诚他们离开香港之后的一个月，伞三团副团长姜键、二营营长杨鹤立以及十多个连营级军官也到了香江。他们是根据共产党“去留自便”的原则离开解放区的，杨鹤立等人转道去了马来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而姜键等人在香港住了一段时间之后，于1950年去了台湾，接着就被枪毙了。姜键被判处死刑的名义是“叛国罪”，直接原因是他49年4月在伞兵致西柏坡的“致敬电”上签了名，更主要的原因是当时的台湾正处于“肃奸防谍”的高潮，从国防部到各基层单位的“赤色疑犯”都遭到了严厉地处分，姜键自然也就在劫难逃。　
伞兵司令张绪滋也受到了牵连。他被撤了职、还被关了几天，幸亏有朋友说情才算保住了性命，然后就到美国去了。通常情况下，高级军官退伍的时候应该可以获得由政府提供的安家费和养老费，但张少将却没有享受到这个待遇，他到德州以后只能在商铺里帮人打工，日子过得非常窘迫。不过，张老先生晚年依然十分关心祖国的统一大业，时常以“宗国强”（中国强）的名字在华文报纸上发表文章，对民族的未来充满了希望。　
伞兵三团约有一半人（一千二百人）加入了解放军，其中大部分改行当炮兵（参加了抗美援朝），最终能够成为伞兵的并不多。团长刘农畯先后担任过华东军区伞兵训练总队队长，解放军空军陆战第一旅（旅长王建青）参谋长，空军陆战师（师长朱云谦）参谋长、副师长，55年授上校军衔。1961年，解放军第15军整体转建空降兵，空军陆战师编入15军第43师，刘农畯至此退役，63年获“三级解放勋章”并担任了湖南体委副主任，1976年去世。　
离开香港之后，蔡智诚没有重归国民党的阵营。他和妻子乘飞机赴昆明并辗转回到了遵义。49年11月，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解放川黔大地，在挺进贵州的第17军第49师（师长汪家道，政委况玉纯）的队列中有一名遵义籍的女战士，她就是蔡家的小妹妹蔡智兰……解放后，蔡智诚也参加了革命工作，投身于电力建设事业，退休时已成为颇有建树的工程技术专家。虽然在文革中屡受冲击，但他最终还是得以恢复名誉，并在安详之中度过了自己的晚年——对于自己的人生，蔡老先生的评价是：“亦祸亦福，非福非祸”。
能够补充的事情就是这样了。当然，有朋友希望我能讲得再多一些，至少把蔡家的人物经历全都写清楚，并且要写到文革以后……对此，我只好请求原谅。　
有些故事还没讲完，那就算了吧，　
那些心情在岁月中已经难辨真假……　
这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歌名叫做《那些花儿》。我想，蔡家小院里静静开放的那些兰草是花儿、桃花是花儿，而漫天飞过的蒲公英也应该是一种花吧。
当初选择“蒲公英”作为书的标题，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它的形状比较象降落伞，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它与主人公的命运有几分相似——虽然有过扶摇而上的际遇，但飘荡的历程却终究取决于不可抗拒的风云，从天上到地面、从理想到现实，以兴奋的开场到无奈的结束，最后归于尘埃，归于草芥。　
蔡智诚曾经是个“有理想”的军人，但骨子里却仍是个旧式的知识分子。他受过现代教育，但传统观念十分顽固，他有着爱国的热情，但并没有政治的觉悟，在民众的疾苦面前，他只有居高临下的怜悯而没有设身处地的同情，所以自始至终，他都只是个“改良主义者”而不是真正的“革命战士”。　
蔡智诚的人生是矛盾的，面对社会的丑恶，他既无法同流合污也难以划清界限，总是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彷徨。但蔡智诚的命运却是注定的，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无论是否愿意，任何人最终都只能随着时代的步伐踉跄向前。
岁月蹉跎，时势造人。人生可能是耀眼的黄金历经大浪淘沙的过程，也可能是落寞的草芥在风中漫舞的轨迹。灿烂的英雄伟业当然值得歌颂，但在我看来，那荒野里飘忽的伞花其实也有着可以纪念的回忆——这就是我愿意讲述蒲公英故事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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