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01-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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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　新政：自由主义由古典向现代的转折罗斯福新政：现代自由主义的开局
1胡佛的美国体制碰壁
胡佛的命运具有强烈的反讽意味。他是美国总统中少有的理财能手，却在美国最严重的一场经济危机中遭遇滑铁卢。他的前半生以人道主义的救济活动蜚声国际，他的名字象征着粮食和繁荣，下半生却成了饥饿和萧条的代名词。他是一个认真对待美国体制、坚守自由主义信仰的人，但美国人民却不认真对待他，最终遗弃和嘲弄了他。大半个世纪过去了，人们发现他对美国体制的阐述十分本质，并无大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问题出在哪里？
一次大战结束后，美国迎来了20年代的繁荣。进步运动的成果虽然没有被否定，但一连三个共和党总统采取的都是亲实业的政策，柯立芝总统的表白最为直截了当，他的名言是：“美国的事业就是实业。”1928年，胡佛和民主党候选人艾尔·史密斯竞选总统，大选前夕他在纽约发表了题为“美国个人主义”的演说，集中阐述了他的政治理念。他将经济繁荣和人民生活提高归功于共和党的领导，因为共和党在战后立即恢复了战时中央集权前的状态，在过去七年多的执政中坚持了美国体制和传统，拒绝政府在经济生活中与民争利。
胡佛演说的中心是政府和经济的关系，时至今日，这仍然是美国政治中的一个中心议题。胡佛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政府理念：个人主义的和集体主义的，美国的和欧洲的，共和党的和民主党的。胡佛作为工程师和国际商人，曾在东西方许多国家管理过企业，他在国外的丰富阅历使他更加欣赏美国个人奋斗的体制，他相信美国的成功源自美国人倔强的个人主义，欧洲的失败在于他们的家长制和国家社会主义。
胡佛着重论证了为什么政府管不好经济、如果政府管理经济的话又会带来什么问题。他说，美国体制的本质是自治，自治必须避免权力集中，各种制衡机制都是为此设计的。它们在分散权力上很是成功，但负面的结果是办事拖沓，这在政治上可以接受，但对经济来说却是致命的，因为经济管理需要集中责任，把握时机，当机立断。如果经济决策进入民主程序，推诿扯皮，还有什么效率可言？所以民主政府决管不好经济。同时，如果政府真的要接管经济，势必建立一整套组织，形成一个庞大的官僚迷宫，促使中央集权，一切竞争也将宣告结束，而没有竞争的经济不可能有活力。更有甚者，经济自由的丧失最终必然危及人民的其他自由和自治权利。
再说，政府管理经济也不可能明智，经济领导的才能来自现实的商界竞争，但政府如何任命领导经济的官员呢？由政府挑选，还是民选？无论哪种方法，都不可能选出真正的经济管理人才。因此，胡佛一再重申，政府在与经济的关系中只能充当裁判，是进行规范和管制，而不是直接参与。他将此视为政治原则，决不含糊，而他的失败也许正孕于这一执著。
胡佛作此演讲是有所指的，在大选中他感到来自左的威胁，也就是民主党的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宣传，所以他自认有责任出来捍卫他所欣赏的美国体制。胡佛信仰的坚定与他本人的经历很有关系，他出身于铁匠家庭，是白宫主人中不多见的劳动人民出身。他全凭个人奋斗进入斯坦福大学深造。由于能力非凡，成绩卓著，他从二十几岁起就担当重任，不到四十岁就成了百万富翁，历任工程师、企业家，在世界各地施展才华。一战期间他在比利时任救济委员会主席，巴黎和谈时任政府顾问，战后任美国粮食总署署长、商业部长，直至总统。更有意思的是，总统是他第一个竞选的官职。可以说，他本人就是美国梦的实现，这使他不能不坚信美国的机会平等和美国体制的完好。正因为他太成功了，他也就太执著于一个信念，乃至大萧条的特例都不能使他稍许改变思想体系。
在一个自由放任的社会，经济上的两极分化是必然的。社会能够承受一定程度的分化，但支撑到某一点上也许就会招架不住，失去平衡。分化的危险首先是造成社会内部的对立，乃至阶级界线分明，互不沟通了解，彼此横生仇恨。更深层的危险是国民经济失衡，财富过度集中，少数人的消费毕竟有限，大部分人购买力低下，不足以刺激经济。在生产效率激增的情况下，难免产品积压，经济运转失灵。一旦社会和经济两根弦都绷得太紧，社会心理就会扭曲，离心离德者有之，铤而走险者有之，社会开始动荡，革命也就为期不远了。
对美国来说，那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1929年的股市崩溃，更何况它比稻草可沉多了，根本就是根扎实的钢筋，这才引发了大萧条这样空前的危机。在这种紧要关头，胡佛的表现却有点像头倔驴，即便他对美国体制的总结并不错，但实在是不合时宜。难怪孟子对孔子的最高评价是“时圣”，所谓时圣者，此一时彼一时也，善于对症下药，把握整体平衡。再好的原则，不能灵活运用也是枉然，只有掌好“度”才是头等才情。
公平地说，面对大萧条，胡佛也采取了一些他的前任从未考虑过的措施。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使用联邦政府来应付紧急危机的总统，他促使国会建立了复兴金融公司和联邦农业局来协调经济，但他始终跨不出强制企业的那一步。在无数美国人面对饥饿的时候，他却在考虑政府管理经济对美国体制将会造成的潜在后果。他也跨不出让联邦政府直接从事救济的那一步，唯恐从此损害了美国人自强自立的性格。他那倔强的个性使他不能在非常时期采取非常手段，缺乏处理原则与现实关系时所必不可少的灵活性，而他那不善于与民众交流的性格也使他显得呆板而不通人情。
霍夫施塔特称胡佛为美国放任自由主义的最后一位总统，但胡佛本人并不认为美国制度是放任自由的制度。胡佛对自己的界定是“真自由主义”，称那些从左边批评他的人为“假自由主义”。在20年代的美国，主张改革的进步主义者已经差不多独占了自由主义的称号（1924年的大选就被人们称为“拉福莱特自由主义”与“柯立芝繁荣”的竞争），而胡佛就偏要来个正名。胡佛选择“真自由主义”之称，一是可见当时已经存在两种“自由主义”的概念，二是双方都想争这块招牌。显然，胡佛所说的“真自由主义”更接近于美国19世纪的自由主义——政府少管，让私人企业发挥主动精神——他本人正是在这一精神的熏陶下成长的，所以对此终生不渝。
然而可以想象，像胡佛这样非意识形态化的实干家，是没有耐心在主义的标签上纠缠不休的。他曾经说过，自由主义和非自由主义这样的术语根本就不适合美国；“我们常听说某某是托利党、反革命、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或激进主义者……这些术语的政治使用……是从英国进口的，不适用于美国。”他反对使用这些标签，一是因为其不确定性——“你可以将自己归为任何一派，只要你不厌其烦翻来覆去地说。”二是因为它们已经成为政客们操纵玩弄的武器——“如果你不喜欢某人，你就可以将他打入你的听众最憎恨的一派。”他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
对胡佛来说，倔强的个人主义也罢，真正的自由主义也罢，目的都是为了保障每个美国人享有尽可能发挥其才能的自由和机会。他也承认放任无序的个人主义会有危险，但是他认为美国的个人主义受到机会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