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底金字》第38章

姜先生边回忆，边从书柜中取出一套80年代重印的《岳传》。我打开封套，看到了一本本久违了的书名：《岳飞出世》、《枪挑小梁王》、《岳云》、《牛头山》……全套（15本）定价：3。50元。
连环画的背后
连环画的背后是什么呢？不言而喻，是创作者的劳动。
“小人书”创作，类似于拍电影，起自脚本的编写。姜先生向我出示了一张连环画出版社的文学脚本专用稿纸，上面96格，即每面的文字不能超过96个字，下面是一栏“绘图参考”，由编写者向绘画者提供参考意见或建议。
大量连环画是根据字书改编的，编写者不仅要熟读原著，而且要吃透和消化，转化为“小人书”版。这个过程并不轻松。据姜先生说，当年蔡若虹改编《鸡毛信》，因为白天要坐在机关里处理杂事，每天的夜车都开到后半宿。他家的保姆煮好面条端上来，凉了，回锅热，再凉了，再热，如是反复多少遍。毫不夸张地说，蔡若虹是以一种废寝忘食的创作热情，改编了这本书。有些原创作品，需要文字作者和画家深入生活，作实地调研和考察。姜先生提到《穷棒子扭转乾坤》和《焦裕禄》这两本60年代出版的现实题材的优秀连环画，作为编写者，他曾多次到遵化和兰考采访、体验生活。姜先生还用上了画报记者时的老本行，拍过许多照片。《焦裕禄》从确定选题到完成创作，仅仅用了20天。而脚本的初稿，是姜先生和两位同事在一夜之间赶编出来的。
绘画是连环画创作的重头。多卷本连环画往往是多名画家集体创作，风格要融为一体，这对早已形成个人画路的画家们，说来也并不容易。《水浒》的人物造型，就经过了反复的讨论。姜先生回忆说，当时先从不同视角画出四个宋江，一幅正面，一幅侧面，一幅全身，一幅特写。然后张贴出来，请编创人员和专家们观摩、讨论，画家再作修改。反复多次，最终确定统一的造型。刘继卣画《穷棒子扭转乾坤》时，也多次到　“穷棒子社”体验生活，画了大量的铅笔速写，又把铅笔稿拿到农村征求意见，经过多次修改和加工后才定稿。
这种一丝不苟的创作态度与合作精神，直接造就了画家们的艺术素养，让他们的绘画境界拾级而上。后来美术界的名家如刘继卣、王叔晖、程十发、任率英、墨浪、贺友直等等，用姜先生的话说，是“以画连环画起家的”。而《山乡巨变》、《十五贯》、《渡江侦察记》、《东郭先生》、《西厢记》、《我要读书》等等，也成了今天的收藏者眼中的精品。
第二部分：三种精神食粮一个即将消逝的概念
字书这个词，已经不常用了。它是就小人书而言的，也会随着小人书的消失而消失。但字书这样东西，还不会马上离开我们。
六七十年代，孩子长到三四年级，只要不是太笨，大多开始了接触字书的经历。当他们囫囵吞枣地看完《欧阳海之歌》或《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后，一定有一种类似拿到汽车驾照这样的掌握了一门技艺的快感。这个印象也一定终生不忘。倘报纸的读书版拿“我看的第一本小说”作怀旧征文，来稿也一定会丰富多彩、五花八门。
“毒草”还在泛滥
“文革”爆发后，几乎所有的长篇小说（大概仅《艳阳天》、《沸腾的群山》等个别作品例外），都被打成毒草，成为禁书。还不止是小说，像《外国名歌二百首》这样的文艺作品，像《十万个为什么》这样的科普读物，也跌入冷宫。报纸上是连篇累牍的批判文章；作家和翻译家挨斗的挨斗，坐牢的坐牢，自杀的自杀；无数家庭的无数藏书抄走的抄走，毁掉的毁掉，封存的封存；出版社看家的书（如中国青年出版社的“　三红一创”，即《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都被束之高阁；新华书店更是一派萧然的气氛……
茅盾的子女在《父亲茅盾的晚年生活》中，提到人大“三红”的红卫兵来抄家时的一个场面：
爸爸家中最多的是书，可是红卫兵倒不认真翻书，只有一个女红卫兵指着满屋子的书架问爸爸：“这些书你都看过吗？”拿军刀的头头说：“　这些全是大毒草，看得越多中毒越深。我们只读毛主席的书，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的书一本顶一万本。”⑧
茅盾当时的处境，尽管也不怎么样，但与更多更不幸的作家相比，还算是幸运的，顶多属于靠边站的一类。毛泽东有指示，个别文化人不在批判之列，茅盾名列当中。他的作品（如《林家铺子》）尽管也不能幸免于横遭批判，但人似乎从未尝过“揪出来”的滋味，家里的书也未被抄走。但这段出自他家的对话，却反映了字书在“文革”初期的真实境遇。
一阵疾风暴雨过后，“毒草”们并没有被灭绝，时显“沉渣泛起”之势。漏网之鱼，还在游弋。有个住在军队院里的朋友告诉我，他们院大校楼一位留苏的九级干部家被抄后，家门洞开，他有一次去那里游荡，看见桌子上赫然摆着一套《静静的顿河》，顿起肃然之感。三十年以后，我也有过一回类似的经历：2000年的夏天，去哈尔滨开会，有人在车上和北师大教授汝企和闲聊，说起他的姓不多见。我随口答茬说：有个翻译家叫汝龙。汝教授说：他是我父亲。我听后也“顿感肃然”了一番，眼前闪过这位有名的翻译家以及和他相关的托尔斯泰、契柯夫乃至聂赫留朵夫的影子。那些年那些作品曾让无数的孩子大中其“毒”，当中也一定包括破“四旧”时杀在前面的红卫兵。所以说，矛盾是可以相互转换的，人生的方方面面，尽在变数当中，这也是生活的辩证法。
复课以后，学生靠分看家和吃饭的时代已经过去，有了不少闲工夫。一些孩子“飞”在外面瞎折腾，另一些孩子呆在家里大看借来的小说。那时学“毛著”的榜样门合，有“一天不学问题多，两天不学走下坡，三天不学没法活”的经验之谈。这样三句话似也可以用在一些孩子读小说的体会上，以至传看小说，成了在一部分孩子中风靡一时且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
他们看的，都是些传来传去的小说，有的是从图书馆流失出来的，盖着形形色色的单位公章。外国小说中，不少是竖排繁体字的那种，人名和地名用曲线或直线标出。因库存过久，纸张多已泛黄，散放着一股仓库中的霉气味。很多小说由于倒手次数过多，成了少头缺尾的残书。不知道过了多少道手，遇上看不过去的，包上马粪纸书皮，用钢笔写着《安娜·卡列尼娜》、《红色保险箱》、《上尉的女儿》、《三家巷》、《苦菜花》、《古城春色》、《莎菲女士的日记》……也有的干脆没头没尾到底，书看完了还人家时，还得现打听书名。那也看得如饥似渴，废寝忘食。我估计有些小说没头没尾是故意之举，至少是读者自我保护意识的一种体现，不然让“毒草”招摇于市，有点危险。一般来说，小说的传阅速度都是闪电式的，头天拿到手，便被叮嘱：“明天想着还我。”很多孩子的书包里总装着一两本没头没尾的小说。大街上也常见兜里揣着小说的孩子，路上碰见熟人，问：“干嘛去？”答：“还书去。”或者应了后来的电影《看不见的战线》里的那句话：“你拿的是什么书？”回答当然不会是《歌曲集》。中间插一杠子，把书截走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而借书给他们的孩子，已经说不准是几道贩子了。
第二部分：三种精神食粮黄新原的读书生活
黄新原是我的朋友，确切说，是高我一级的同学黄汉青的哥哥，多年前因一次工作上的合作（我给他写的一本书作编辑）而有了过往。论岁数，他应该是68届的，由于身体原因（不是成绩原因）蹲了一班。他父亲在玉泉路的政治学院和红山口的军事学院之间调来调去，他家也随之搬来搬去。他的身体比较糟糕，打小有哮喘的毛病，去年又安上了心脏支架，植物神经也不大正常，怕风，休息不好。但他精神尚健旺，聊天时，常能听他翻腾出小时候的旧事，很有一些是和孩子看书靠边的。
“文革”初期，他家在玉泉路政治学院。他这茬孩子成长到大看小说的时候，不分中外，几乎所有作品都成了“毒草”。孩子都有点逆反心态，越不让看，越得看。书借不出来但偷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