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底金字》第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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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北京孩子”，如今还有不少人把游泳当成一种日常的运动方式，隔三差五去游泳馆锻炼身体。当年可没想那么多，那时候孩子游泳，体育运动不过是一个旗号，玩闹的成分远大于锻炼身体。所以，在游泳场所，恶作剧一直与孩子相伴。
常见的恶作剧是灌人、趁其不备把池边的孩子推入水中、打水仗、在游泳池里撒尿。孩子下手不知深浅，有个朋友七八岁时和院里的大孩子去游泳池，自己还不会游，在边上坐着就被推到水里，差点没淹死。另一个朋友被推到水里，屁股恰好坐到了汽车内胎的气门上，顿时血流如注，送到医院缝了数针。那时候也没那么娇气，旁边的孩子刚撒了泡尿，自己就被灌了水的情景几乎天天发生，没听说谁因游泳时喝了水而闹肚子。
有些孩子把恶作剧做得更绝。友人牛铅住在复兴路上一个带游泳池的军队院里，暑假院里的孩子天天以游泳池为家。他们院孩子有几样拿手把戏，可谓“坏”到了家。之一是找准目标，突然间把某个孩子推进女更衣室。一般是选择瘦小和缺少挣扎劲的，也是趁其不备，几个孩子突然一齐使劲，目标就进去了，接着就传出阵阵吱哇尖叫的女声，这些孩子听的就是这个声音。经常是被推进去的孩子又被推了出来，抹着眼泪回家。进过女更衣室至少等同于进过女厕所，话把儿就算落下了。来年游泳还提这事：“你丫在里边看见什么了？”把戏之二是抹清凉油。清凉油是当年夏天防治日晒蚊叮的常见药品，白天游泳一般用不上，一些孩子把它带到游泳池，显然别有用心。他们专找游累了在岸上边晒太阳边睡觉的打挺的孩子，用清凉油抹其脚心，片刻，游泳裤衩就成了“小帐篷”，屡试不爽。被抹的孩子惊醒后在一片起哄声中明白自己“现了”　，其表情之尴尬，是可想而知的。把戏之三是扒裤衩，这是在水里干的“坏事”，往往是即兴为之，你扒我的，我扒你的，乱扒一气。有的孩子动作快，扒下别人的裤衩往岸上甩，被扒的孩子只好拣“好听的”猛叫，让岸上的孩子充够了大辈还不算完，出了游泳池还得冰棍伺候。
所谓“三大运动”，就孩子的实践心态来说，其实都谈不上是什么运动，玩兴所向而已。
注释
①　刘心武《遇罗克一家的故事》，载《老照片》（第十辑），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日常生活
1976年7月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去世。后来有报道说，家属按照他的遗愿，把全部存款两万余元交了党费。作为收入最高的国家领导人之一，朱德积建国二十多年的全部工资所得，攒下来的，也不过这个数目。有文字披露，毛泽东的月工资为404元。在中国，工资收入超过他们的大概惟宋庆龄一人。举这些例子，虽说和北京孩子以及他们的家长毫不相干，但从中不难推想，普通人家的经济收入，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
当年，北京市的几乎所有家庭，是靠死工资收入养家口，挣的都是有数的钱。级别和子女人数，是左右一个家庭物质生活质量的关键因素。
那时候，孩子在学校填任何表，必有“家庭出身”一栏。一般分为干部（“革干”）、军人（“革军”）、职员、教师、知识分子、工人等几类。
两个生存要素
解放后，国家公职人员的收入从供给制过渡到薪金制。国家干部和军人的工资纳入行政级别，共分25级。13级（工资153元）以上算高级干部，　17级（工资99元）以上算中级干部。看文件、看病、出席会议、能否订阅《参考消息》、“大参考”，都以多少级来划杠。由低向高，每一级工资之间的差别递增，从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不等。北京属六类工资区，大学毕业进入机关的公务员，一年以后定为行政22级，工资56元。那时的工资级别与职务不完全挂钩，中央直属机关里，十一二三级的“干事”有的是。有个同学大学毕业后分到中组部，干过一段落实政策的工作，他经手的老干部中，有七级的局长，九级的处长。70年代，吴桂贤贵为政治局委员、副总理，拿的工资还是按以前的级别，几十块钱。军队的级别与军衔大体相靠，大校一般为九、十级，上校为十一、十二级。将军和尉官，以此类推。机关大院的孩子，爱拿家长说事，比着玩。谁的家长在什么机关，谁的家长官多大，谁的家长多少级，甚至家长所在机关的负责人是大将还是上将，是部长、副总理还是副委员长，也牢记在心，尽管这和他们的生活质量并不搭界。多年前，有篇文章回忆说，两个军队院里的孩子较劲，一个说：“我爸比你爸官大，我爸四个星，你爸一个星。”另一个说：“别看我爸一个星，我爸让你爸立正，你爸不敢稍息。”
走技术系列的知识分子，工资档次比行政级别拉得开，也就十几个档。以教学系列为例，一级的工资（360元）相当于行政五、六级。那时，一、二、三级是正教授，四、五、六级是副教授，四、七两级为交叉级。四级教授的收入与行政十级相当，工资在200元上下。可见，当年顶有教授或副教授的帽子，含金量是不低的，属于货真价实的高级知识分子。
工厂实行八级工资制，八级工工资在百元上下。学徒工三年出师，转为二级工，国企二级工工资为41。5元（有　“四十一吊五”或“四百一十五大毛”的戏称），街道工厂的三级工才41元，整差出去一级。
衡量一个家庭的生活水准，不能单看收入，更要看负担的轻重。那年头，独生子女很少，老干部家里的独生子女尤少。家家生一群孩子，五六个甚至十个八个都不算什么，老小与老大年龄相差一代人也不是新鲜事，有的还是二茬、三茬。老婆若没工作，加上需要负担的老人甚至兄弟姐妹、老家的亲戚之类，一个人的收入再高，日子也好过不到哪儿去。有个部队院里长大的朋友说起他们院一少将，生了六七个孩子，住房、家具、小汽车、公务员，都是公家配的，这是待遇。与此形成反差的是，他的孩子们，个个衣衫褴褛；家里天天大锅熬粥；如果撤走公家的家具，他的家当连捡破烂的也未必看得上眼。参加过长征、曾任四野副参谋长的苏静中将的孩子回忆说：“父亲每月工资325元，这在当时可谓高薪，但因要养十口人，日子过得依然紧张，记得那时经常每月提前十天就要预支工资。我们兄妹几个平时很少吃到水果、糕点，衣服是老大老二轮着穿，总是补丁摞补丁，鞋子也是母亲一手缝出来的。”①我的一个同学在胡同长大，父亲是一所重点中学的二级教师，工资过百，母亲也是老师，三个孩子，日子就算不错了。他家住南屋，东屋户主是工人，月薪四十多块钱，老婆没工作，四个孩子，平均每人每月合不到十块钱，省吃俭用都过不去，月月举债。那时，北京的胡同里，百八十块钱养一大家子的家庭，相当普遍。
不管职位和级别高低，以当年的消费标准，人均月收入在四五十元以上的家庭，就很过得去了。倘双职工家庭，收入在150元到200元之间，两个孩子，没有其他负担，这属于典型的“小康”之家。那时，国家机关、高校、科研机构的员工，都由公家配给家具，交少量租金。家具上盖着形形色色的公章。个人的财产，顶多是几个箱子。房租、水电费也很低廉，水电自家无表，按户口上的人头均摊，一度电的费用是0。16428元。房租水电收费挨户轮，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例如住单元楼，轮到你家，先要挨户跑一圈，调查人口。然后回来拨拉算盘，大算几天细账，落实到户头，再去转一圈，挨户收房租水电。一趟收不齐是常有的事，大点的孩子，难免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