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底金字》第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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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李南央《“阔家主”的孩子》,载《老照片》第32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出版。
③ 汪朗、汪明、汪朝《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版。
④ 施文心、葛佳《都赶上了》,华艺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
⑤ 资中筠《特殊年代的童趣》,载《万象》2003年8月号。
⑥⑨ 倾倾《逝去的美味》,载《读者》2003年第8期。
⑦ 邓云乡《秋水湖山》,东方出版社1998年4月第一版。
⑧ 章含之《我与乔冠华》,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3月第一版。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昨天的时尚
时尚,顾名思义,是指一个时期里的社会风尚,不可能持久地存在下去。一种时尚一旦过时,意味着它自身的现实价值的大贬,但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价值——回味的价值,则很可能长时间地存在下去。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当年的军帽,如今只能在民工堆里还看得见有人戴,但提起当年的军帽及与军帽相关的故事,从六七十年代过来的北京孩子,都会为之再心动一次。
“文革”前,孩子的衣服,品种并不算单调,尤其是女孩。北京孩子可以翻出小时候的相册看看,他们的打扮,即使以今天的审美眼光来挑剔,也说不上落伍。后来,服饰装束被染上政治色彩,进入了全民色款单调的服装时代,孩子自然不能例外。
孩子小时候,穿衣服不由自己,家长买什么穿什么。男孩好说,60年代前期,冬天都戴人造革面栽绒里的坦克帽或空军帽,上面镶着有机玻璃眼镜,平时作样子,起风时可以翻下来挡风。春秋天多戴海军帽或大檐帽,扛着肩章。夏天穿印着图案的白色或黄色跨栏背心。府绸白或格衬衫和明兜灯心绒外罩也一直流行。球鞋是男孩惟一渴望得到的东西。球鞋分矮腰和高腰两种,有米黄、深蓝、暗红、咖啡等颜色。两年前,在一个聚会上,有人穿着一种正流行着的球鞋,有位1952年出生的北京孩子见后神色异样地说:“这不是我们小时候穿过的吗?一模一样!怎么又转回来了?”他叹道,时尚看来也未必有去无回,轮回是一种能渗透到生活的末梢的人生道理。
女孩的打扮则很难尽数了,用“花枝招展”一词来概括,并不过分。夏天,花裙子配带襻的皮鞋加浅色袜子,为最流行的装束。
上面说的,是“文革”前十岁上下的孩子的时尚装束,只能算是这个话题的一个片面的前奏。这些孩子长大几岁以后,进入轰轰烈烈的时代,穿着之风也为之一变。穿戴这个话题,说起来是有点复杂的,因为有男女、年龄、季节和从头到脚之分,只能一样一样地慢慢梳理。
栽绒帽子、军帽
冬天,北京男孩都戴栽绒棉帽子。款式略有区别,大致分三种。一种为褐色条绒面平顶,一种为褐色条绒面瓜皮顶,一种为军绿色布面瓜皮顶。最时髦的是第一种。帽子里面要加一个白色衬帽,有的就缝在帽子上,一年拆洗一次,白色变成了黑色。戴法也有讲究,大冷天,不到滴水成冰的份上,从不把两边护耳的舌头翻下来,不仅如此,固定耳舌头的,不是那两根带子,而是一对别钩,带子当年称“飘带”,名副其实,要让它永远飘着。有的孩子不慎把飘带弄皱巴了,得马上过水抹平,甚至要用土熨斗熨一下,还看不过去,就得换新的。这种褐色丝绸飘带,大商店里专门有售。有时候孩子顶风踏雪走出去几里地往大百货商场跑,目的就是为了寻求一副飘带。平顶的栽绒帽子因为走俏,有时还不大容易买到,一些孩子只好用瓜皮顶帽子将就,那就要不时用手捏捏,给帽子做平顶造型。军绿色棉帽子,又分军用和民用两类,倘是在商店买的仿军帽,则有东施效颦之嫌,不受孩子青睐。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穿戴
春秋两季,流行单军帽,即解放军取消军衔前后的款式。“文革”初期,自党和国家领导人到造反的红卫兵,人人头上戴着一顶。这种帽子一成时尚,便经久不衰,几乎贯穿于那十年的始终。军帽也有真假之分,真的军帽为的确良面料,颜色碧绿,帽檐尖挺,里面印有长方块的章,标着姓名、年龄、血型等栏;假的无论颜色、面料、样式都能让孩子一眼望穿,不值钱,给人的感觉反倒有点土。戴军帽同样有讲究,要把帽子上面的接缝处尽量撑起来,出门前得用手捏半天,不少孩子在帽子里边垫一圈硬纸壳或报纸,不如此不足以称“酷”。当然,想摆“酷”就得承担相当的危险系数,戴军帽很容易被“飞”,即走在大街上,帽子被骑车而过的胡同小痞子顺势从头顶上摘走。流行戴军帽,让军队大院的孩子抖了几把,随之而来的是被“飞”的后顾之忧,防不胜防。城里小痞子戴的军帽,除非家里有亲戚在部队供职,否则,十之八九是“飞 ”来的。其实,“飞”帽子并非六七十年代孩子的发明,杜月笙早年在上海就干过这等事,只不过他“飞”的不是军帽而已。还有一个时期,兴在帽子上别帽徽,即红色五角星,这也有真假之说,需仔细辨识。弄不好,真的军帽配个假帽徽,效果不堪一看。
有两则真实的故事,能量出当年孩子对军帽的痴迷程度:
地安门一带某胡同里,住着一位退下来的部队首长,据说衔至将军,所居自然独门独院。老同志平时总是一身戎装,类似孙毅那样的打扮,这也是许多老革命军人下岗后的着装积习。令人不解的是,他不爱在家“方便”(他家有卫生间,或许动机是节约用水),经常出门上公共厕所。某日,老人正在胡同里的公共厕所内蹲坑,进来几个十几岁的孩子,拿眼一“照”,遂起歹意,上去“飞”了老人的军帽,拔腿便跑。老人指挥过千军万马,咽不下这口气,提着裤子就追了出来。结果是帽子没追回来,自己还玩了一跤。
另一件事发生在1969年,也就是国庆20周年庆典的前几个月,我的朋友曲昭是当事人之一。曲君当年十五六岁,住在京西一个部队院子里。某日,他骑车驮着一个地方大院的同学去四机部二院玩,逢驻扎该院的一些战士在操场上打篮球,脱下来的衣裤就堆在一边。曲君的同学对眼前的军帽垂涎多时,起了顺手牵羊之心,与曲君嘀咕,马上付诸行动。得手后他们有点忘乎所以,当即把帽子顶在了头上。与前一例的结局不同,他们出门后正骑车晃荡着,背后突然驰来一辆卡车,跳下几条汉子,不容分说就把他们“绑架”到车上,开进了位于万寿路和翠微路之间的 “九号”——当时一个远近闻名、带有强制性的拘禁场所。曲君属于“胁从”者,也被关了几天,审了一溜够,后被家长领回教育,挨了父母一顿臭骂。他的同学为这顶军帽付出了更为沉重的代价——在“九号”蹲了几个月,直至国庆节后才放出来。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板儿绿”、制服、口罩带
六七十年代,孩子的服装已单调到无多少款式可区分的地步,除了夏天,多数孩子三季都是一种打扮——四个暗兜的制服,惟颜色略有分别。现在的影视作品,涉及那个年代的孩子时,人人一身军装。其实“文革”前期,孩子的穿戴并非独以军上衣能领风骚。院子里的半大孩子结伙骑车出行时,部队大院是一身绿,地方大院是一身蓝。倘是两类院子相邻或相对,这种对比尤其分明。孰优孰劣,没有公认的判断。后来,从军成为时髦的就业方式,不独军队子弟,地方大院孩子参军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军装这才跟着走红,成为一种社会化的“学生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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