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备忘录》第38章

毛泽东的开幕词博得全场雷呜般的掌声，这滚滚的春雷持续了数分钟之久。
会上，周恩来代表筹备组做了题为《关于草案的起草经过和特点》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强调指出：为了完成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的伟大任务，在整个新民主主义时期，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应当继续下去，而且需要在组织上形成起来，以推动它的发展”。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它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刘少奇在大会中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是全国人民实行革命大团结的一种最重要的具体方式。它在今天开始了自己的工作之后，将长期地继续在中国存在，并将在一切必要的地方建立它的地方组织。”
特邀代表宋庆龄在会上讲话，她说人民政协是一个历史跃进，一个建设的巨力，一个新中国的诞生！我们达到今天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唯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政党。孙中山先生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胜利实现，因此得到了最可靠的保证。
中南海，怀仁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共进行8天。大会顺利地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等重要文件。大会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决定：国都定于北平，并改名为北京；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人民革命大团结；采用《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采用世界公元纪年。会议选出63人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当选为副主席。会议还选出180人组成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这次会议自始至终充满浓厚的民主气氛，各项重大问题都在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反复协商，充分讨论后，力争作出大家都满意的决策。讨论新中国的国家名称时，开始时许多人主张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也有人主张用“中华人民民主国”。张奚若先生以为用中华人民民主国，不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现在采用了最后这个名称，因为共和国说明了我们的国体，“人民”二字在今天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是指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人，它有确定的解释，这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思表达出来，不必再把“民主”二字重复一次了。因此国名不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好。最后大会经过公决，确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国名。
在9月27日，政协一届全体会议的记录上，有这样一段文字记载：
简称中华民国一去掉，不等于把中华民国过去革命的历史意义一概抹煞。如辛亥革命、国共大合作等都是有它的历史意义的。这一点在毛泽东开幕词中也讲过。同时，中华民国这名称，因为在民间已很习惯，所以在目前，也不会禁止使用。在人民中还允许有这样的称呼，正如现在我们所用的阳历，同样也不禁止人民用阴历。其次我们主张用公元纪年，同样也不禁止用三十八年。慢慢地引导人民在公文上用统一的国名，统一的公元年号，最好在正式文件上不要有这样的一个法律性的规定。
这以后，政协一次会议陆续通过的大会文件，就去掉了“中华民国”这4个字。
关于国歌，曾通过报纸向国内外广泛征集歌词、歌谱，到8月20日，共收到歌词歌谱694首，但是评委仍感到都不理想，以画骏马而名扬天下的徐悲鸿和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力荐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经过反复讨论，意见逐渐趋向一致。但是又有人提出，新中国就要成立了，歌词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话已经过时，主张修改歌词。这时周恩来发言提醒大家要居安思危，安不忘危。他说：“要嘛就用旧歌词，这样才能激励感情，修改了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感情。再说我们面前还有帝国主义反动派，我们建设越发展，敌人越嫉恨我们，想法破坏我们，你能说就不危险了吗？倒不如留下这句词，使我们耳边警钟长鸣的好。”一席话使人豁然开朗。新政协会议通过决议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从此以后，这首经过硝烟与鲜血洗礼的悲壮乐章响彻祖国大地，成为激励中华民族奋勇前进的号角。
大会于9月30日举行闭幕式，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和建立“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定称纪念碑文。
朱德在闭幕式上致闭幕词。他说：“我们既然能够团结一致，开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就一定能够团结一致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把我们的国家引导到繁荣昌盛的境地”。
至此大会完成了历史使命，取得了圆满成功。
会后，全体代表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典礼。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全体代表脱帽静静默哀，周恩来致词，毛泽东宣读碑文。毛泽东和各单位首席代表执锹为纪念碑铲士，表示对先烈的崇敬。这时许多代表都在心中默默地告慰先烈们：中国人民及子孙后代们将永远怀念你们，学习你们为革命为人民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去书写中华民族更为壮丽的历史篇章！
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盛大宴会，庆祝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闭幕。
第二部分　中南海新生第44节　国徽图案在怀仁堂审定
开国大典之日，国旗在国歌声中冉冉升起，但天安门城楼上却没有悬挂国徽。1950年6月20日，两幅风格迎然不同的国徽图案挂进怀仁堂，国徽审查委员会的成员们，用挑剔的眼光仔细“审”图，经过一番论战之后，最终定下国徽图案。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新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响彻天安门广场。
然而，在那天，天安门城楼上却没有悬桂国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本应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就确定下来，政协筹备会也做了很多努力，指定由下设的第六小组负责草拟。
1949年7月15～26日，政协筹备会在报上连续发布启事，向国内征集国徽图案，并提出具体要求：“应注意：（甲）中国特征；（乙）政权特征；（丙）形式须庄严富丽。”在此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政协筹备会共收到国徽图案900幅。评委和专家们在评选审阅时发现：应征者虽然采取了严肃认真负责的态度，但是他们大都把国徽误认为国标，把国徽想象作普通的证章或纪念章，因此所有设计者都绘有和国旗一样的国家标记的所谓国徽图案，因而绝大部分不能采用。比较可供参考采择者仅45式。直到9月下旬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开会期间，代表们仍然对当时设计出来的国徽图案不满意，所以新政协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由原小组继续设计，将来由中央人民政府决定。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政协大会主席团的决定，仍由马叙伦、沈雁冰和政协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审查委员会继续担任制定国徽的任务，委员们还聘请了梁思成、林徽音、李宗津等一批专家共同研究。他们在广泛吸收各界人士的意见、参考国内外有关资料的基础上，很快献出了一批国徽图。
周令钊教授描的一幅国徽图案极其美丽：金碧辉煌的天安门上空五星在闪烁；张仃教授设计出的是以天安门为主体的图案；清华大学的粱思成教授等设计的国徽图案颇具民族风格：以“壁”为主要内容，并以绶带连接齿轮和麦穗的图案。
这三种方案呈现在政协委员们面前时，纷纷摆头：“均未恰当。”他们提出可以用周令钊教授的图案为基础，加以修正，另制图案。
从此，专家间的国徽设计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梁思成教授同清华园中几位同事——林徽音、李宗津、莫宗江、汪国瑜、胡允敬、张昌龄、朱畅中和罗哲文等一起，忙碌起来。朱畅中奉命去绘制天安门城楼透视图。他先来到系资料室，找出了中国营造学社测绘的天安门100：1200：1的平面、立面、剖面图。当时京城，乃至全国，唯有清华藏有这批图纸！望着这一张张测绘图纸，这位经过严格训练、又严谨教育后人的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