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打颤,混浊的目光第一次离开了掩蔽所的角落,朝桌面上溜来溜去。他咽着口水,生气地咕哝了好久。翻译没吭声。
“他说什么?”别宋诺夫问。
红脸大尉很窘,他的脸一直红到赛璐硌衬领的边缘。他耸了耸肩,结结巴巴地翻译起来: “您的士兵枪走了我的法国香烟和打火机。最要紧的是我没有烟抽。你们把我俘虏了,可以随意处置我。但是请您发一点小慈悲:给我一支烟。在法国,囚犯在临死前还给香烟和酒呢。当然,我讲的是法国……法兰西——那是阳光普照的南方乐土……而在俄国只有刺骨的冰雪。我在那个坑里被您的士兵紧紧抱住不放,连续好几个小时,就象一头被绳子绑着的可怜的猪,整整一昼夜没有烟抽。请您发一点小小的慈悲,给我微不足道的五分钟时间,让我抽一支烟吧……”
“慈悲……”别宋诺夫暗暗冷笑,这个庄重、古老的词早在一年以前就被这个德国少校自己糟蹋得不象样于了。“他还求人发慈悲吗?离开了阳光普照的法兰西以后……”
“给他烟,”别宋诺夫不满地说。“看来,他向你们要过烟,是吗?他的烟在哪儿?为什么不还给他,中校?”
“这是第一次请求,司令同志。当初带他来包扎的时候,他只是咬牙切齿地骂人。司令同志,您看,这个德国人可不是个等闲之辈,他所有的东西都放在他面前。”
侦察科长好象为了证明白己的话,把灯火捻得亮亮的,将俘虏的东西连同证件从桌子的一端推到另一端,一只打开着的钱夹,里面有几封信和几张照片,还有一个嵌着肖像的圆形颈饰,和一把挂在链条上的精致的铅笔刀——这些东西都是炮兵们把他带来时交上来的,可就是没有香烟。
库雷绍夫一宿末睡,显得极为疲乏,眼皮浮肿,鬓角下陷,太阳穴上出现了黄斑。他严厉地盯着少校的颈饰,叹了口气,脸上的表情似乎在对别宋诺夫说:“司令同志,我的战士们牺牲了。假如他们还活着的话,我可要惩罚他们,他们太随便了!”
德国人对库雷绍夫的严厉表情和叹息声,显然有他自己的理解。他那冻得发青的大嘴挂着含意双关的冷笑一—既怨自己,又恨俄国人,这些俄国人使他受到了屈辱,使他在弹坑里冻了一昼夜,把裤子也尿湿了。
“呶,快点,快点给他,”别宋诺夫说。
“将军同志,把我的给他行吗?”大尉翻译官问道,一边乐意地从军大衣口袋里取出一包“大炮”牌香烟,起初他想把烟递过去,让俘虏自取一支,后来又改变了主意,把那包烟抖了一下,于是,有几支烟便从里面露了出来。接着,他把烟放在桌上,笑了笑,满脸通红。
德国人弯身向前,“咕”地咽了口唾沫,把僵硬的手指伸到那包开着口的香烟上,笨拙地抓住了一根烟,嘴里不知讲了些什么。
“他要火。他的打火机也被拿走了,”红脸大尉窘迫地说。他犹豫了一下,把自己的德国打火机拿出来,打着了火,递给德国人点烟,嘴里含糊不清地说了声:“比脱,赛艾尔。”[德语:请点吧。——译者注。]
“我的战士是懂规矩的,”侦察科长说,他一直在研究桌上的项饰。“一定是炮兵们自作主张了,司令同志。”
“慈悲!”别宋诺夫越想越恼火。“不,我们已经太慈悲了。我们大善良,太不记仇,简直过了分。”
“这么说,自然是俄国士兵欺侮了你啦?是他们凶暴残忍地把一位善良的、带着一片好心肠从法国跑到这儿来的德国军官的香烟夺走了?太遗憾了,他们不懂得人权是高于暴力的,”别宋诺夫挖苦地说,他认为现在没有必要去责备那些不按条令办事的士兵,尽管库雷绍夫中校喜欢死扣这类事情,对他们多少有一点气恼。“您向上帝祈祷吧,少校先生,算您走运。”
红脸大尉急急忙忙地开始翻译。少校贪婪地深深吸了第一口烟,他那纯粹德国型的大脸盘被烟雾遮没了,又慢慢显现出来,鼻孔里的一缕烟冒了很久。然而当年轻的大尉刚刚翻好别宋诺夫的话,德国人就突然从嘴里拔出了还没有抽完的香烟,把它捏成一团,恶狠狠地丢到脚边。他挺起身子,从胸腔里发出了几声歇斯底里的冷笑。
“不,我一点也不走运,将军先生,您的士兵没有打死我,却把我象猪似的赶在弹坑里挨冻,他们自己也冻坏了。他们是狂热的暴徒,对自己也那么冷酷无情!我曾请求他们打死我,因为打死我——这才是善良的举动。可是他们没有这样做。倒不是斯拉夫人的心思不可捉摸,而是因为我是他们的虏获物。难道不是这样吗?你们认为我们凶暴残忍,我们却认为你们是一群魔鬼……战争是游戏,这种游戏从童年就开始了。人类在襁褓中就是残忍的。将军先声,难道您不曾看到过,当一座城市发生火灾时,那些少年人是多么兴奋,他们的眼睛多亮啊?!他们总是幸灾乐祸的,弱者依赖暴力而自主,当他们摧毁别人时,感到自己不可一世……这些话听起来荒诞而可怕,可是事实就是如此。德国人杀人是为了崇拜元首,俄国人也杀人,他们是为了斯大林,谁也不认为自己在作恶。相反,互相残杀被看成是善良的行动。到哪儿去寻找真理呀!将军先生?神圣的真理究竟在谁手中?您这位俄国将军也在指挥士兵杀人!……任何战争中没有正义的一方,只有嗜血的本能和残忍的暴行。不是这样吗?”
“您要我回答吗?少校先生!”别宋诺夫冷冷地问道,在德国人面前站停下来。“那就请您先回答我:既然您讲起了善和恶,那么,请问您活着是为了什么?”
“我是纳粹主义者,将军先生……是个特别的纳粹主义者:我为统一德意志民族而战,但我反对党纲里关于暴力的那一段话。我不能离开自己生活的社会,所以很遗憾,我象我的许多同胞一样,甘心情愿处在别人的淫威之下,换句话说,我只有服从。我不是骑士,我是马,将军先生。带着勒口的马……”
“这种人与人的关系倒很有趣,”别宋诺夫冷笑了一声,把整个身子疲倦地支在手杖上。“马和骑士的关系,海外奇谈!一个依仗暴力来到俄国的纳粹分子,根据命令在别人的土地上烧杀掠夺,可是他居然也反对起暴力来了。这真正是奇谈,少校先生!好吧,既然您向我提出了问题,少校先生,我就来回答您。我仇恨那种靠残忍起家的人,但我赞成对恶施以暴力,并且认为这就是善。如果有人带着武器闯进我屋里来杀人……放火,并巳还象您讲的那样来欣赏火灾和破坏的景象,那么我也应该杀人了,因为在这种场合下,言语是不顶用的。我的话离开了本题,不过是一段抒情的插话而己,少校先生!……”
别宋诺夫没来得及听完红脸大尉的翻译,掩蔽部的门轧轧地打开了,从交通壕里吹进来一股冷气。
“司令同志,可以进来吗?”
鲍日契科未等许可就急忙走进了掩蔽部。他挺直身子,结结巴巴地又喊了声“司令同志”,他那一向显得精力充沛的笑脸,现在变得苍白无神了,他朝德国人那边作了个威胁的手势,马上又走了出去。这一切使别宋诺夫提心吊胆地预感到:一定是发生了非常严重的情况。
“你们继续问吧,”别宋诺夫匆匆地对侦察科长说,后者正不安地瞧着他。他说罢,就瘸着腿向门口走去。“别跟他扯那些强盗逻辑了,”他在门口又补充了一句。
他—走,身后顿时安静下来。
鲍日契科迟疑不决地站在交通壕里,激动地用脚踢着看不见的泥巴。别宋诺夫单独和副官待在一起,不样的预感更加强烈地攫住了他。
他催促鲍日契科:“鲍日契科,干吗不吭声?快报告!发生了什么事?”
“司令同志,维斯宁……”
“在哪儿?这不可能!好好对我讲清楚!他在哪儿?”
“司令同志……刚才季特柯夫少校回到了观察所,他受伤了……他说军事委员……”
“怎么样?受伤啦?被打死啦!”
鲍日契科耷拉着脑袋,用鞋跟踩着脚下的泥巴。
别宋诺夫身上汗涔涔的,腿也象针刺火燎地痛起来。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头一问对副官提高了嗓门:“我问您,是受伤了,还是打死了?您怎么啦,变哑巴啦?他被打死了?”
“是的,司令同志……半路上碰到了德国人。季特柯夫少校正在通信掩蔽部里等您,”鲍日契科说。“他想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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