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时刻的大国领袖》第50章


遵照杜鲁门的吩咐,刚刚接替马歇尔担任国务卿的迪安·艾奇逊指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以似乎闲谈的方式,向苏联驻联合国大使探听斯大林不提货币问题有没有什么意义。过了一个月终于有了回音,说货币问题固然重要,但可以在外长会议上讨论。就这样,斯大林缓慢地而且是悄悄地退却了。美国大使又问,如果安排了外长会议,封锁是否即可取消。对方的答复是他还要再打听。
第十四章 总要做得对(6)
在柏林指挥空运的特纳将军这时看到形势好转得太快,担心飞行员们松劲,就在复活节这天组织了运煤飞机大检阅,让飞机几乎是每一分钟着陆一个架次,24小时内运送到柏林的煤多达12941吨。如果说斯大林对封锁的效果还抱有什么希望的话,看到这一惊人的数字,他的希望也一定破灭了。 
5月,斯大林没有得到他所希望的任何成果,就屈服了。5月12日午夜0时01分,西柏林的电灯全亮了,路障撤除了,铁路恢复了列车运行。就这样,哈里·杜鲁门及其坚持的空运,没有向柏林投掷炸弹,而是投掷糖果,就胜利了。 
1953年1月15日,杜鲁门总统在离任时发表的告别演说中,对美国人民说,到一定时候,苏联政权就会自行瓦解。他承认,“谁也说不准这将发生于何时,或者将会如何发生”,但他肯定说“毫无疑问会发生变化”。柏林危机之后,朝鲜半岛爆发了一场热战。然后,恰如吕特·安德烈娅斯…弗里德里希所预见的那样,苏联人于1961年在柏林筑起一道墙,将东西柏林隔开。可是,正像杜鲁门预言的那样,柏林墙于1989年被推倒,苏联和东德政府都最终瓦解了。1994年6月18日,美国的驻柏林警备部队举行最后一次阅兵时,天上飞过了一架曾承担空运任务的老式双引擎C…47运输机。 
附录 
哈里·杜鲁门总统 1948年10月27日 
在波士顿力学大厅发表的演说 (节译) 
(这是西方国家历史上最恶毒的反共政治演说之一,公然叫嚣“我恨共产主义”,要“拯救各地自由人民不受共产奴役”。其言论的荒谬性显而易见。因此,在保留其演讲主要观点以供参考的同时,对一些纯属恶毒攻击的言论做了适当的删除。——编者注) 
谢谢你们,我的好友们和同胞们…… 
昨天,世界各国自由的人们受到了法西斯主义的黑色威胁。美国人民帮助拯救了他们。今天,世界各国自由的人们受到了共产红色威胁。 
美国人民又正在帮助拯救他们。 
…… 
如果某个别国的人民自由选择了共产主义的治理形式,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但是我们在美利坚合众国不要任何共产主义的政府。 
如果别国的人民不要共产主义,我们不愿看到有人把共产主义强加于他们。 
我们已在世界各地采取积极的和成功的行动,来阻止共产主义的威胁…… 
我要求你们现在加入这一斗争。 
…… 
我们的目标是和平,世界上的持久和平。 
我们深信,在这原子时代,和平是绝对的需要。但是,只有建立在人权和自由基础之上的和平才会是持久的和平。 
我要尽我最大努力争取赢得持久的和平。 
必须这样做,不仅是为了美国人民,而且是为了世界各地的人民。 
去年3月,我宣布了我国政府的旨在维护世界自由的一项基本决策。在陈述那一决策时,我说过,“美国的政策必须是支持各国自由的人民抵抗武装的少数派或外部压力的征服企图。” 
根据那项决策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从经济上和军事上援助希腊和土耳其这两个受到共产党统治威胁的国家。 
全世界都知道这一政策成功了。为此,共产党人是永远不会饶过我的…… 
在德国,我们已采取直率而又坚定的立场,即决不让共产主义将它的触角伸进柏林西区。 
我们决不会从这一立场退却。 
我们将让柏林人民有饭吃,让德国人民有机会在一个民主政府领导之下,过像样的生活。 
…… 
共产主义靠贫穷而发达。受苦受难就会招致共产主义的威胁。在繁荣、正义和宽容的地方,这一威胁就会消逝。 
在我国,共产主义的现实威胁在于再发生一次大萧条的危险。共产主义的现实威胁在于广泛的失业和正义不得伸张,就像1932年有过的那种情况。 
我国的现实共产主义威胁会产生于第80届国会推行的那些共和党政策,因为那些政策有导致我国经济繁荣告终的危险。 
我国的现实共产主义威胁会产生于共和党对大企业旨意的屈从,及其想要摧毁美国劳工好不容易才赢来的权利的决心。 
你们在11月2日投民主党一票,就是与共产主义做斗争…… 
我所能说的,就是我以自己作为一名民主党人而自豪。我们所从事的是一场伟大的斗争,为了自由、为了宽容、为了所有人的权利和福祉而进行的伟大斗争…… 
这场斗争就是罗斯福的斗争。 
现在它就是我的斗争。 
不仅如此,这也是你们的斗争。 
我能和你们一起为了我们信仰的事业而进行这场斗争,这使我感到自豪。
第十四章 总要做得对(7)
有你们的帮助,你们的勇敢,以及你们的热情,我们定会在11月2日赢得这场斗争的胜利。
第十五章 失败者是一个孤儿(1)
肯尼迪不希望让人记住他是一个软弱的总统,竟然不能把艾森豪威尔留下的计划贯彻实施。 
约翰·肯尼迪与猪湾 
1961年4月17日下午4点32分,佩佩·圣罗曼蜷伏在古巴一片海滩上,周围是炮火和硝烟,头顶上是嚎叫的战斗机。尽管处境险恶,他仍然尽量集中精力敲击莫尔斯电码发出以下电报:“正在销毁我的全部装备和通信器材。坦克向我们开来。我没有反击手段。正退向树林。无法等待你们。”这位28岁的“2506旅”旅长被优势敌军压迫到一片海滩上,再往后就是大海,还有一大片沼泽地。他环顾四周,只见到处都是自己的伤亡的战士。 
佩佩做了最后一次努力,拨打无线电报话筒,终于打通了。他喊叫:“你们能听见炮声。我要下令撤退了!” 
从话筒听到的声音是:“坚持住!我们就来,什么东西都会送来!” 
“要多久?”佩佩问。他感到绝望了。12个小时以来,那些人不断许诺要来增援,但每一次都叫人空等,一次比一次更落空。 
“三四个钟头吧。”话筒传出的声音说。 
已经等不了那么久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答应过在佩佩率领的古巴流亡者队伍的“上上下下和两边”都有人增援,但增援显然不会及时来到了。佩佩二话没说,就打手势命令他的人销毁通信器材。他们用枪托砸,用冲锋枪射击,直到这些器材全变成碎铁片和烂电线。“2506旅”已孤立无援了。 
佩佩想给他的人找一个隐蔽的地方。但环顾四周,海边的村庄都已被夷为平地,棕榈树也都倒了,就像是刮过了一场飓风似的。在这海滩上,他的人成了卡斯特罗的飞机看得清清楚楚的袭击目标。 
佩佩只好指挥他的人进入沼泽地。这些人在沼泽中转悠了将近一个星期,口粮吃完了,一个个筋疲力竭,只好走出沼泽,束手就擒。有一个人在被擒时叫喊道:“枪毙我们吧,但是发发善心,先给我们一点水喝。” 
卡斯特罗的兵把这些俘虏装上卡车,塞得满满的。人太挤了,热得透不过气。几个小时后到达哈瓦那时,已有9个人窒息而死。此后20天,他们受到残酷折磨和盘问,有时卡斯特罗还亲自进行审问。这些人被关进一座监狱,每100人共用地上挖的一个小坑作为厕所。过去了1个月、3个月,圣诞节又过去了,始终没有人来营救他们。这些古巴逃亡者只有呆在黑牢里,干等着。 
3个月前,1961年1月,约翰·肯尼迪乘车前往白宫出席他的总统就职仪式。他的前任、传奇人物艾森豪威尔跟他一起坐在车里。车队在白雪覆盖的宾夕法尼亚大道上缓缓行驶。肯尼迪想找点话题打破车内的沉默。 
肯尼迪问艾森豪威尔是否看过《最漫长的一天》,那本书讲的是1944年诺曼底登陆战的历史。艾森豪威尔回答说没有,还没看过。其实他何必看这本书呢?当年正是他这位盟军统帅亲自策划、监督和实施了历史上这场最重要的登陆战役。他了解得很清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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