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文选》第21章

刘知几曾提出才、学、识为史才三长的著名理论。从这种认识出发，刘知几首先注意过去史论的体例得失。《史通》把以往史体归纳为六家，又以编年、纪传为“正史”二体，其他为“杂著”，并将“杂著”分为“偏纪”、“小录”等十流（《杂述》）。其次，《史通》本着倡导实录直书的精神，揭示了过去史著如叙事烦芜、体例乖缪、史实无根、撰注不实、徇情曲笔、因习模拟等等弊端。刘知几对史家把迷信和史实相混淆也力加反对，以为神仙鬼怪、图谶寓言、穿凿附会的记载都不宜入史。最后，刘知几强调史书是严肃淳朴的作品，文史应该分途（《核才》）。
但是，在刘知几自负甚高的“史识”上，也烙下了深刻的封建印记。《疑古》、《惑经》二篇虽有力地揭发了古史记载的虚妄，但也正表明了他对所谓篡夺叛逆等行为的愤懑；《采撰》、《载文》等篇虽力斥浮夸厚诬的记载，但也表明了他的史观更接近于唐代的儒家学说。另外，刘氏虽然反对绮丽华靡的文章，但仍不能脱离六朝文风的影响，因而轻视史书中的表、志，实未免失之片面。
《史通》版本颇多，其中以清浦起龙《史通通释》本翻印最多，一九七八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新校点本。此外，有中华书局一九六二年据明张之象校宋本重新影印本，可供研究。
《六家》，选自《史通》卷一，原列《内篇》第一。作者在本篇中研究了唐以前历史著作体裁的变迁史。他把相传是孔子编定的《尚书》和《春秋》，由“经”降为“史”；把断代为史的《左传》和《汉书》，由解《春秋》、续《史记》的普通著作升为史家必须“祖述”的范本，这都表现了作者的创见。
《二体》，选自《史通》卷二，原列《内篇》第二。作者以《春秋》（实指《左传》）和《史记》为例，比较了编年和纪传两种体裁，认为它们互有长短，不可偏废，但只有用它们来表现断代史，才算完美。所以，他特别推崇班固的《汉书》和荀悦的《汉纪》。
选文：
1、串讲
2、重点词句：质文　胡越相悬　参商是隔　盱衡　枉道　阑单
3、翻译：
一、《史通·六家》译文
自古以来称帝称王的人编辑著述文章典籍的情况，在《史通·外篇·古今正史篇》中已经详细地介绍它们了。从古到今，实质内容与外在形式交替变化；各种史书的创作，不拘泥在同一种史书体上。加以探讨以后做出结论，这些史书的流派有六种：第一叫做《尚书》流派，第二叫做《春秋》流派，第三叫做《左传》流派，第四叫做《国语》流派，第五叫做《史记》流派，第六叫做《汉书》流派。现在就简略地陈述一下六大流派的旨义，在后面将它们列举出来。
《尚书》流派的史书，它的诞生产生于远古。《易经》上说：“黄河出现背上有图形的龙马，洛水出现背上有图形的神，圣人仿照它制作八卦、文字。”所以知道《书》的起源由来已久了。到孔子时在周王室观看《书》，得到虞（舜）、夏、商、周四代的典籍，于是删取其中较好的部分，确定为《尚书》一百篇。汉代孔安国说：“因为它是上古时期的书籍，所以叫它《尚书》。”《尚书璇玑钤》说：“尚是上的意思。上天降下日月星变化的迹象，显示节令的顺序季节变化的度数，如同天体的运行一样。”三国王肃说：“君上所说的话，在下面被史官记载下来，所以叫做《尚书》。”这三种说法，它们的意义各不相同。大概《书》的主要旨义，本始于发号令；是用来宣扬以仁义治理天下的正当道理，向臣子属下发布言论。所以《尚书》所记载的，都是典章、谋议、训诫、诰令、誓词、册命等六方面的文字。至于《尧典》、《舜典》这二种典章，径直叙述人事；《禹贡》这一篇，记载的都是地理知识；《洪范》篇是概括叙述灾害祥瑞；《顾命》篇陈述的全都是丧葬礼仪：这五篇也都是作为记言史书体例不纯粹的部分。又有一部《周书》，和《尚书》的体裁相类似，也就是孔子删削一百篇以外的周朝典籍，总共是七十一章。上起自周文王，周武王，下终于周灵王、周景王。大多都严明恰当、切实忠诚，言辞庄重高雅拥有正大的道理；有时也有肤浅的平庸之言，污浊不堪的东西相列参错，大概好象后来喜欢多事的人所增添的。至于《职方》篇的言论，与《周礼》的记载没有什么区别；《时训》篇的叙述，与《礼记·月令》篇相比大多相同。这都是历代帝王经、史一类的典籍，是《诗》、《书》、《礼》、《易》、《春秋》等五部分儒家经典的单独撰述。自从周王朝衰落下去以后，《书》这种记言体例于是被废止。一直到汉、魏时期，没有能够继承这种史书体例的人。直到东晋广陵相鲁国人孔衍，认为国史是因来表彰言论行为、昭示法规制度的东西，至于做人的道德规范，常有的事情，不值得详细列举，于是删取汉、魏时期的各种史书，选取其中美好动听的词句、典文有据的言辞、足以作为借鉴的内容，确定它们的篇章顺序，纂写成独立的一种史书体裁。由此便有《汉尚书》、《后汉尚书》、《汉魏尚书》的创作，总共是二十六卷。到了隋朝秘书监太原人王劭，又记录开皇、仁寿时期的史事，按次序对它们进行编排，按照类别相互统属，各自确立它们的篇目，编纂成《隋书》八十卷。探寻该书著书的主旨和体例，全都是以《尚书》作为仿效标准。推究《尚书》所记载的内容，像君主臣子之间的相互对话，如果言词意旨可以称赞，那么一时的言论，篇篇都接连记载；如果言论不值得记载，话语没有能够称述的，像这些过去的事情，即使有所脱漏省略，而阅读的人却不认为这种作法是错的。等到隋朝中期以后，文献典籍大丰富了，一定要剪裁取当代的史文，效法古书的编纂方法，记载事情并不是改变了作法，而道理上却似乎有些像守株待兔一样墨守成规。所以孔衍所撰写的《汉尚书》、《后汉尚书》、《汉魏尚书》等《尚书》体著作不能流传于社会了。至于称帝称王的人没有本纪，三公九卿缺少传记，就会使纪年月份失去顺序，官爵和乡里难以周详。这都是以前所忽视，而当今所要重视的，比如王劭的《隋书》，虽然想要仿效商书、周书，效法虞书、夏书，考察该书的体例，竟然与三国王肃所撰《孔子家语》、临川王刘义庆所撰《世说新语》相类似，可以说是“画虎没有画成却反而像条狗”了。所以王劭的《隋书》在隋代受人嗤笑，确实是有原因的啊。
《春秋》流派的史书，它的产生起源于夏、商、周三代。考察《汲冢琐语》记载商王太丁时期的事情，题目叫做《夏殷春秋》。孔子说：“条理通达，了解远古，是《尚书》的教化作用”；“连缀文辞，排比史事，是《春秋》的教化作用”。由此可以知道《春秋》的开始写作，与《尚书》属于同一时代。《汲冢琐语》中又有《晋春秋》，记载晋献公在位十七年间的史事。《国语》中提到：晋国大夫羊舌肸（叔向）熟悉《春秋》，晋悼公让他担任太子的老师。《左传》鲁昭公二年记载，晋国大夫韩宣子（韩起）前来鲁国聘问，见到了《鲁春秋》后，说道：“周朝的礼仪全部保存在鲁国了。”这样的话，那么《春秋》的名称，所记载的史事并不止一家，至于那些埋没不能流传的，就更记载不过来了。又考察《竹书纪年》，它所记载的事情，都有与《鲁春秋》相同。孟子曾说过：“晋国的史书叫做《乘》，楚国的史书叫做《梼杌》，而鲁国的史书叫做《春秋》，它们记载的内容是统一的。”既然这样，那么《乘》与《竹书纪年》、《梼杌》，它们都是《春秋》的不同名称吗？所以墨子说：“我见过各个国家的《春秋》”，大概指的就是这些《春秋》体史书。等到孔子修撰《春秋》的时候，便观看周朝礼法的旧有规定，遵从鲁国历史的剩余文字；根据既往的历史事实，因循人类的道德规范；假借失败来明确惩罚，根据兴起来确立功勋；借助日期月份而确定历法，假借朝问聘问而端正礼乐；精微委婉地表达自己的说法，曲折不明显地写下书中的文字；做出不容更改的言论，著出将来做史的方法，所以能够经历上千年而孔子的《春秋》能够独立流传于世。又考察儒家学者对《春秋》的解释，将事情编排于日期下，将日期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