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文选》第35章

二六、《日知录》
重点：
《日知录》的写作特点和顾炎武的思想特征。
难点：
《日知录》的思想特征。
解题：
《日知录》，三十二卷，明末清初顾炎武撰，我国封建社会后期著名的读书笔记。
顾炎武从三十岁以后，开始写作读书笔记。有所收获就记下来，有不对的再修改，发现前人已有的就删去，积累三十多年，乃成一书。因为《论语》记子夏有“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等语，所以取名叫《日知录》。
顾炎武前曾因友人多求抄写，患不能给，遂于康熙九年（1670年）先刻《日知录》八卷（后附《谲觚十事》）行世，世称符山堂初刻本。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顾炎武去世，其弟子潘耒从其家求得《日知录》全部手稿，经再三校勘，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刻于闽中，是为遂初堂刻本。此本计三十二卷，文字多于八卷本约五倍。但由于潘耒惩于当时文字之祸，不得不对原稿中大量“违碍”之处进行删改，“所刊落者有全章，有全节，有数行，自余删句换字，不可遽数”（详见黄侃《日知录校记序》）。潘耒是顾炎武入室弟子，自己删总比让官府删要好得多，所以潘氏的功劳仍不可没。所幸当时还有手抄本暗自流传于世，给后人恢复原书本来面目提供了机会。
至乾隆六十年（1795年）又有据遂初堂重刊本，末附《日知录之余》二卷。另外还有乾隆时巾箱本、皇清经解本，这些在版本上都没有什么重要价值。
及至道光年间，青年学者黄汝成以遂初堂本为底本，参以阎若璩、沈彤、钱大昕、杨宁四家校本，成《日知录集释》三十二卷。复得《日知录》“原写本”，并参以陈訏（宋斋陈氏）、张惟赤（南曲张氏）、蘧园孙氏（名佚）、楷庵杨氏（名佚）等校语，成《日知录刊误》二卷。后又得陆筠（匏尊陆氏）校本，作《续刊误》二卷。这样，虽然黄汝成也不敢用“原写本”中的违碍文字补改潘氏遂初堂本，但毫无疑问，他的《集释》和《刊误》给世人提供了《日知录》的最精善之本。至于黄氏在《集释》中收录了道光以前九十余位学者对《日知录》的研究成果，更使他稳坐潘耒之后顾氏功臣的第二把交椅。《日知录集释》以道光十四年嘉定黄氏西溪草庐重刊本为最善。
黄侃的《日知录校记》一卷，使本书在《集释》之后在版本上得到了一个突破。潘耒惧于文字狱，不得不删改原文；黄汝成虽然得到了原写本，也无法据以恢复本来面目，这样，《日知录》的原作思想必然受到极大损害。黄侃在民国间从张继手里得到雍正间《日知录》抄本，据以对校《集释》，补正数百处，近万字，恢复了湮没二百余年的《日知录》本来面目，不能说不是一件大快事。
《日知录》今本共存笔记一○一九条，清末又发现残稿《日知录之余》四卷一一○条，近人黄侃又据清雍正间旧抄本辑补数条，总计有一千三百条以上。各条字数没有限制，写法也不一样。
今本内容，据潘耒的意见，可分为八类：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作者则以为应当分为十五类。其实，《日知录》除少量涉及语言文学、天文数学等问题的条目而外，大量篇幅都在讨论历史问题，以及研究历史所需的文献学、沿革地理和方法论等基本功夫。书中所谈经义，重点也在于探讨古文献的实际历史内容，而较少空洞的道德说教。因此，如果说本书主要是一部史学著作，那将是恰当的。
明亡的惨痛，当时的士大夫多归罪于明朝王学末流的空疏与狂妄，顾炎武比黄宗羲更加激烈，在《日知录》中，他反复痛骂王阳明一派只会说空话，比魏晋清谈为祸更烈。书中说古道今，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的问题，显示出他确实想找到救治社会弊病的良方。
《宋世风俗》，选自《日知录》卷十三。原题下收笔记六条，这里节录的是二、四两条。顾炎武把两宋官场风气日趋腐败，归罪于王安石变法，无疑是找错了原因。但他指出大量投机钻营之徒，借拥护新政之名谋取私利，并博得宋神宗、王安石的信用，是这场改革失败的一大原因，则应该说有相当的道理。
选文：
1、串讲
2、重点词句：干进　驯至　纳节
3、翻译
思考题：
1、　选读《日知录》其它部分篇目。
2、　顾炎武对宋代风俗走向的分析是否全面客观
参考书：
1、王育济《理学·实学·朴学》，山东友谊出版社1993年版。
2、陈鼓应、辛冠洁、葛荣晋《明清实学简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
3、萧　父　许苏民《明清启蒙学术流变》，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二七、《读通鉴论》
重点：
史论体史作的特征和王夫之的思想特征。
难点：
王夫之思想的现实根据。
解题：
《读通鉴论》，三十卷，明末清初王夫之撰，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史论名著。
我国封建时代的学者，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为了表达自己对现实政治的理解和建议，每每从事历史的研究和总结，尤喜用史论形式发挥自己的政治理论。王夫之生在明末清初，他给自己规定了治史的目的，就是着重明了历史的得失成败，以为认识和改造现实的借鉴。他同黄宗羲、顾炎武一样，推寻明亡清兴的秘密，以为祸始于明代王学末流的空言误国，但他也反对脱离实际的其它一切理论，要求治学就是要“知治知乱”，作“力行求治之资”。他就是抱着这样的目的，在康熙二十六年（一六八七）完成了《读通鉴论》和《宋论》的撰述。
本书评论秦史一卷，两汉史八卷，三国史一卷，两晋史四卷，南北朝史四卷，隋史一卷，唐史八卷，五代史三卷。每卷据《通鉴》所列帝王系统分为若干篇，每篇择这一时期数件史实加以评论，对史实的具体过程都略而不载。卷末附《叙论》四篇，集中陈述作者的写作意图和主导观点。
王夫之在哲学上服膺北宋的张载。张载论“气”在“理”先、“道”不离“器”的学说，尤使他心醉。《读通鉴论》中贯穿着“无其器则无其道”的观点，强调治道只存在于时变中间，没有离开历史变化而永久不变之道。他关于古与今、史与论等相互关系的见解，关于区别借鉴与附会的界限、如何探究客观历史实际等问题的思考，则无疑超过了包括黄宗羲、顾炎武在内的同时代的史学家。
出于经世致用的目的，王夫之选择评论批判的历史实例，都是针对明末清初各种社会政治问题而发，处处表现了他的特殊见解。值得注意的还有王夫之对历史进化的朴素见解。长期流亡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历，使王夫之产生一种认识，那就是《思问录》所说的，人类是禽兽变的，现代人是野蛮人变的。他用这种朴素进化论去观察文明史，就不但敢于承认历史在变，而且承认它朝着“日新”的方向在变。因而，他以为郡县制代替“封建制”是“势之所趋”，后世学者认定三代比秦、汉以后好、“封建”比郡县好的争辩为“无益之论”（卷一秦始皇）。
《读通鉴论》和王夫之的其它著作，在他生前都未能刊行。直到清道光初，才由他的六世孙承佺搜集整理；道光二十年（一八四○），他的七世孙世全开始在湘潭雕版付印，但不久版毁于太平天国革命。同治初，曾国荃在南京重刻成五十八种。现通行本《读通鉴论》是一九三○年上海太平洋书店据王氏守遗经书屋刊本、曾刻本、浏阳刘氏补刻本及长沙等坊间散刻本，并依王夫之手稿参订综合排印的《船山遗书》本。另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也都有据《船山遗书》本的排印本。
《唐用回纥以诛安史》，选自《读通鉴论》卷二三唐肃宗。标题是编者加的。作者假定读者都已熟知所论问题的具体历史过程而直接发表自己关于它的看法，这是古代史论的写作惯例。本篇通过对唐宋统治者借援少数民族武装几种不同情况的比较，指出唐肃宗借用回纥兵马以助平安史叛乱，属于不该借而又必须借的类型。所以出现这种“失策”，只能归罪唐玄宗父子的主观指导错误。
重点词句：胥仰鼻息　夷考其时　厉阶
思考题：1、选读《读通鉴论》、《宋论》，并写一篇心得。
2、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