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第34章

条件投降。　
1945年8月日本战败，在近代历史上，中国第一次取得对外反侵略战争的胜利。日本投降的那天夜晚，我和观察组的警卫战士正在山上的窝棚里看守即将成熟的西瓜、土豆和山芋，防范野獾来糟蹋。忽然，延河两岸人声喧闹，鞭炮声阵阵，许多人举着火把跑来跑去。美军观察组的院子里灯火通明，卡宾枪的曳光弹一串串划破夜空。我俩莫名其妙，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让警卫战士下山去探个究竟，他跑回来告诉我，小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我俩兴奋极了，坐在窝棚里议论胜利后的日子。　
“将来我们的部队要不了怎么多人了，我们向何处去啊？”　
警卫战士说：“我要回山西岢岚的老家，向政府要几亩地，买头毛驴，娶个媳妇，美美的过日子。”1946年，我离开延安途经山西岢岚县，荒山秃岭，地里的麦苗稀稀拉拉，没有想到我那战友念念不忘的故乡竟然这么荒凉！　
观察组中美双方人员共庆抗战胜利，举杯畅饮，彻夜狂欢。美国白酒的绿色酒瓶外型近乎中国古代兵器的战锤。我喝了小半瓶的洋白酒，醉睡了一天一夜。　
日本宣布投降后，观察组内的美军朋友陆续离开延安。我也有了一项新任务，驾驶吉普车去新市场订做各种尺寸和图案的羊毛地毯，作为延安的纪念品赠送给美军官兵。美军人员依军衔的高低，得到大小不等的地毯，一般士兵获赠一对坐椅垫。延安的地毯质地厚重，动物图案鲜艳生动。许多即将离开的美军官兵十分喜欢延安地毯，要求我代替他们去多多购买。以后，观察组的头头让翻译当面翻译他的话：“美国士兵需要购买地毯，你领他们去，让他们自己去买。”离开延安的美国人携带很多行李，吉普车装的满满的。　
1946年4月，邓洁派人送来通知，让我去杨家岭报到。我在翻译的陪同下，与美军技工告别。技工送我一把白铜剃须刀，留做纪念。剃须刀使用吉列单刃刀片，质量上乘，一直使用到解放初。在新中国无处购买“吉列刀片”只作为纪念物品携带在身边，“文革”中为掩盖在延安与美国军人交往的经历，我悄悄把这柄刻有U。S。A。字迹的剃须刀扔掉了。　
美军投放原子弹造成三十余万日本人死亡，令延安人万分震惊。我开吉普车去小市场采购地毯，三五一群的学生和干部七嘴八舌议论纷纷……　
“美国这样的做法，取得了胜利，世界人民也不服气！”　
“美国这样一种毁灭人类的作法，使人类感到可怕。这样一回行，二回三回再这么干，全世界人民都会起来反对！”　
“美国使用毁灭人性的武器轰炸广岛和长崎，美国在那里的侨民也死于他们的手下。”　
人群中有明白人说：“这种毁灭人性的武器，叫‘原子武器’，是一种用原子制造的炸弹。”　
时至今日，日本也没有深刻反省对亚洲各国的侵略，常常倒腾出“历史教科书事件”“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事件”“钓鱼岛事件”……　
如今，日本每年的军费开支已经突破和平宪法所规定的限度，位居世界前列；日本的海军称雄亚洲，他的扫雷技术、反潜作战、不逊于核潜艇的常规潜艇、F…2战斗机、百发百中的高技术导弹、超一流飞行员和机械师等方面位居世界第一，连号称军事霸主的美国都自愧不如；与此同时日本自卫队早已放弃了专司自卫的原则。重新武装起来的日本难道还想重演“珍珠港事件”，与中国与美国再决雌雄吗？
谢伟思二三事（1）
谢伟思是美国人，担任美军观察组的政治顾问，还是一位“四川老乡”。我曾经几次开吉普车送他去枣园。　
在延安美军观察组，谢伟思穿一身军便服，很风趣和气，不分农民和干部，不分长幼，见谁都打招呼。我第二次开吉普车送贺龙去枣园，同车的外国人就是谢伟思。贺龙称他谢先生，两人都客客气气。还有三四次单独送他去枣园见毛主席。他的中国话讲得很好。在吉普车上还问我：“你是哪里人啊？”　
我说：“我是四川人。”　
他用四川话说：“我也是四川人咧　！”　
我不相信他的话：“瞎说！”　
他很认真：“你可以去问一问你们的陈毅将军，他可以证明呢！”　
我问他：“你的中国话怎么说的这么好？”　
他说：“好嘛，我从小就在中国长大，在中国念书……”　
当时我心想，这个美国人还真有意思，还想跟我套老乡。　
在枣园大门口，两个站岗的哨兵用大枪拦住吉普车。我跳下吉普车，哨兵还认识我：“哈！小伙子你还会开汽车呀！”　
哨兵问了我的来意，就钻进岗亭，摇起手摇电话：“请接毛主席！”得到指示后，才放我们两人走进枣园。　
我领着谢伟思走上小土坡，毛泽东已经在窑洞前等候。　
谢伟思双手抱拳连连作揖，毛泽东拉住谢伟思的手一同走进窑洞。直到天黑了，他们两人的谈话还没有结束，警卫员们都吃完饭了。后来，毛泽东拉着谢伟思的手，一直送客送到枣园的大门。谢伟思双脚一并立正，向毛泽东抱拳三作揖。毛泽东拍着谢伟思的肩膀，说：“你想几时来就几时来啊！”又叮嘱我：“小李，天黑了，开车注意点啊！”　
王盛荣的两个孩子闹肚子，吃什么就拉什么，怎么也治不好。王盛荣托人给我捎话，还想要美国人的西药。正巧这天，我又送谢伟思去枣园见毛主席，我跟谢伟思说，我的一个朋友的两个小孩病了，拉肚子治不好。我想要一些美国的西药给小孩子治病。　
谢伟思拍拍我的肩膀，说：“你注意了，开好汽车，等回去，我给你拿药。”　
回到观察组，谢伟思拿来三个棕色的小玻璃瓶，还用中国字在一张纸上，写了每个药瓶的说明。　
我给王盛荣送药，他双手抱拳连连作揖：“谢谢啊！你可救了我们的孩子啦！”　
随着中美外交资料的逐渐公开，我对谢伟思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　
1935年，26岁的谢伟思被国务院正式任命为外交官，被派往北平先进修中国语言文化。他不仅攻读了中国历史、法律和经济。在那动荡年代，他目击了“一二九运动”和“芦沟桥事变”。他还结识了一批风云人物，如史迪威将军、斯诺、拉铁摩尔、范宣德等。　
1944年7月，谢伟思跟随美军观察组到了延安，他一住就是三个月。在延安期间，他多次会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他还见到了从各抗日根据地到延安的中共将领如陈毅、林彪、聂荣臻等。毛泽东在和他的多次谈话中表达了中共对美国的善意和期望，并希望美国做出积极回应。　
谢伟思感慨地说：“我们全力支持的政权（国民党）的表现和我们发誓要消灭的敌人（纳粹德国）是如此相象；而我们从不给予支持的中共的作风却和我们美国人又是这般接近。真不可思议。”　
谢伟思当然不是共产党人，甚至不是共产党的同路人。他是一名美国职业外交官。其所作所为均出于忠于职守、捍卫美国的国家利益。由于他出身于美国在华传教士家庭，对于中国和中国人民比一般美国人有更深的了解，对苦难中的中国人民有真挚的同情。他心中充满美国人民所具有的传统良知。这一切的结合促使他义无反顾地和大权在握的上司背道而驰。　
在援助国民党政府抗战的同时，也给中共以支持。这样做不仅有力于尽快打败日本，也有利于和中共建立建设性的关系。谢伟思预言蒋介石必然会发动内战，而内战的结果一定是中共获胜；中共并非苏联的“附庸”和“代理人”，完全是中国现实所造就的一股土生土长的革命势力。如美国处置不当，中共完全有可能真的倒向苏联。显然，谢伟思的这份报告完全是基于美国的长远国家利益。他的理想中国应该是一个统一、繁荣、民主和亲美的国家。这与近百年来美国对中国的期望和目标是完全一致的。　
在延安，谢伟思又多次与毛泽东会谈。毛泽东再次明确地表示愿意和美国友好和合作。他将这情况及时地一一报回重庆和华盛顿。　
谢伟思非同一般，很有政治远见，他在写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预言：“共产党已经得到了广而深刻的群众支持，因此要消灭他们是不可能的。从这一基本事实中，我们应当得到这样的结论：除非国民党像共产党那样，进行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