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现场》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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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选录的几段文字，颇能表现佩克的敏锐的观察力和对中国社会的熟稔程度，有的配以插图，更显其精彩。
其一：
一天早上，当我在柳州一座山旁跑警报，和来自妓院区的几个女郎一起，坐在河边时颇听到了一些男人们有关两性关系的对话。一个穿西装的肥硕的绅士手持香蕉叶子权当阳伞，讲了一个有关活佛喇嘛的故事。这位喇嘛是自幼被家人送进寺院的，他毕生过着符合喇嘛信条的清净生活，赢得了虔诚苦修的声誉。临终，他的弟子们问他有何遗愿。他答称：
“有，我想看一眼裸体的女人。”
弟子们去镇里找来个肯脱光衣服的女郎。当她赤身站在喇嘛床前时，他从枕头上抬起了头，老眼放出光芒，然后，往后一仰身，无精打采地埋怨说：
“她只不过和尼姑完全一样罢了！”
哈，哈，哈！（中译本47页）
其二：
在我到达公共汽车站之前，警报架上的三角灯已被拽下来换上了圆形红灯。这说明敌人的轰炸机已从汉口机场起飞了。尽管半小时已过，可街上依然拥塞着车辆；人们依然那么肆无忌惮地互相碰撞。家庭主妇们边聊天边从市场往家走。这一位手拿一包活鳝鱼；那一位篮子里提的是猪耳朵；还有一位的银色网兜里装的满是大蒜。大批佩戴证章的小职员夹着公事包，头上是那已戴过了最寒冷的冬季的防日盔，各自奔赴自己的办公室。大官儿们挺着肚皮，躺在滑竿上，活像一口被绑着抬往屠场，吼叫着的四川猪。（中译本72页）
其三：
（中条山战役过后在洛阳）这儿还有四五家出色的澡堂。其中，有手艺高超的捏脚、捶背等各种给客人按摩的方式，使沐浴成了一种享受。他们用一块毛巾垫在顾客们的脚指头上，给脚气病患者在痒处揉捏。他们干得那么妙，据说有些好享乐的人为图此一快，竟故意染上了脚气病。在城角出现了草棚茶馆。其中有各种艺人。说评书的、唱大鼓的、唱河南坠子的，应有尽有。那大鼓的唱法声调高亢动听，是从山东河北来的。唱坠子的演出场子最多，音调也很激动人心。那是用真假嗓音换唱出来的长长的韵诗。有的茶馆还有个小小的管弦乐队。他们演奏的民间乐曲，生动活泼，所用乐器是笙、管、笛、箫、大小胡琴，一应俱全，颇有点美国迪克西地区的派头。（中译本262页）
其四：
傍晚，我走进一家澡堂。这时我学会了一支小曲，可作为我搜集的民谣之一，那第一段是：
老太太请坐听我唱，
你家有个好姑娘。
姑娘长相挺好看，
就是块头有点胖。
吃口包子想姑娘，
姑娘包子一个样。（中译本269页）
佩克的眼睛很特别，他看到历史在细节中生动地跳跃着。
1937…1943年第43节　佩克的中国故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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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7月访问美国时，我来到彼得位于波士顿家中小住数日。我们的话题很多，其中之一就是佩克。彼得关于父亲的记忆，是和佩克连在一起的。客厅墙上，悬挂着两幅肖像，它们便是佩克1936年第一次访问中国时创作的。后来佩克将它们送给克里斯托弗，克里斯托弗又将它们送给了彼得。
彼得珍爱它们，每日与它们相对。
在出版彼得专著的中译本时，彼得为我提供过几张佩克在中国的照片。一张上面，佩克和克里斯托弗酒后钻桌子；另一张上面，1948年夏天佩克在北平庭院里光着膀子写作。他所写的就是《时代的两种类型》。
墙上的肖像，相册里的老照片，还有父亲留下的日记本、剪报、车票，一切与父辈们有关的物件，彼得都细心收藏着。后辈们在上面阅读着父辈们的中国记忆，它们也不断地诱发着后辈们关于中国的想象。难怪写小说的彼得，会对那个遥远的东方国度情有独钟，愿意费多年之力撰写一本书，把父亲，佩克，一个个在中国生活过、工作过的美国记者的故事，一一描述出来。
历史常常这样延续着。
1943…1949年第44节　延安的天空（1）
1
1942年年初的一天，中国共产党驻重庆办事处来了一群外国记者，他们集体采访了留守这里的中共负责人董必武。那个为他们熟知的领导人周恩来，目前在延安参加那里正在展开的整风运动。
这几位记者中有美国《纽约时报》的阿特金森，代表美联社和《曼彻斯特导报》的斯坦，《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时代》杂志的爱泼斯坦，代表合众社和英国《泰晤士报》的福尔曼等。
董必武鼓励这些外国记者到延安去亲眼看一看。
董必武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没有根本性的争论，因为我们同样赞成孙逸仙的三民主义的基本思想，三民主义要求中国各政党都能促进民族独立，建立民主立宪的政府，诚心诚意努力改善人民生活。自1937年战争爆发后，共产党所做的事没有一件是违反三民主义的。如果你们到当地去调查，你们就可以亲眼看到。”
几位记者分别撰写了有关这次采访的报道。但是，所有的稿子都被国民党中宣部的新闻检察官扣压了。
外国记者们决定采取行动。
斯坦回忆说：
1944年2月的某天下午，我们六人在记者公寓的房间里，联名写了一封致国民党蒋介石委员长的信，要求他让我们去延安。记者们都在这封信上签了名，外国记者俱乐部主席阿特金森准备在下次记者招待会上将此信递交国民党的中宣部长。
每周一次的中外记者招待会，照例在星期三下午举行。地点在位于记者公寓附近的中宣部礼堂。每到这个时候，礼堂里就挤满了人。差不多总有一百余人坐在一张铺有桌布的长桌子旁边的凳子上，等候政府发言人的到来。
前来参加记者招待会的，除了十几个外国记者，还有来自英、美、苏联、荷兰和其他各国大使馆的观察员，有中国官方通讯社和一些重庆报纸懂英语的记者，以及一大群记录员、新闻检查官、　政府各机关派来的观察员等。另外，还有三十几个男女学生，他们来自中宣部下属的新闻学校，来现场观摩和考察。政府方面出席招待会并负责答记者问的官员，一般是宣传部长梁寒操、外交部副部长吴国桢。
斯坦后来回忆说，在当时的重庆，随着局势的发展，每周一次的记者招待会，不再是外国记者和官方之间的例会，而成为在中国的外国记者们，利用他们的特殊地位和身份，在招待会上与国民党官员针锋相对的交锋，这被他称为“现代历史舞台上的戏剧性表演”。他说中国的有些自由派人士若有所思地把这样的记者招待会叫做“我们惟一的国会的替身”。
2月22日，这一天，外国记者们有备而来。
又一场舌战开始。
率先提问的是白修德。就是他，1939年刚到重庆时还曾任国民党中宣部的国际新闻处的顾问，负责编写政府需要的新闻。如今，他站在了记者的立场上。
白修德问：部长先生可否告诉我，对共产党地区的封锁是否仍在继续？
梁寒操却反问：你讲的“封锁”是指什么？你从哪里知道有关封锁的消息？这消息是从哪儿传来的？
提问的白修德成了回答者：自1939年以来，我曾到过西安四五次，在那里，我被告知，不可能从西安到延安去，也不可能运去医药物资，军事物资也不能运送……这就是我讲的“封锁”。
商量好采取集体行动的记者们，与梁寒操、吴国桢展开了交锋。
他们要求有权根据自己的观察来报道，而提出不愿意受中国政府严厉的新闻检查或新闻封锁。他们还希望去采访被封锁的延安。
斯坦问：我们可不可以请延安方面就形势发表一个声明？
白修德说：假如政府准备发表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