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的岛国》第5章

打开日本大门不久之后一直实行的治外法权，以此表示它的认可。其他的西方国家很快也纷纷效仿。　
凭着惊人的智慧，明治重臣们在他们拼命赶超西方的努力中，认识到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日本人民进行的教育。早在1872年，他们就建立起一个义务教育制度计划。这一计划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号召建立54000所小学。这一内容的落实速度快得惊人：1860年，日本的大多数人口还是文盲，但到了19、20世纪之交，日本已经变成了亚洲受教育程度最好的国家，公民中的读写率达到了95％。　
然而和其他所有的东西一样，教育在日本也发生了一种奇怪的扭曲。在1890年颁布的一道诏书中，发表了一个整个国家都要遵守的基本道德法典，它取得了神圣的法令地位，将日本一直引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直至战争结束。　
另一道《教育敕语》要人民“永远忠诚虔敬地团结在一起”，号召天皇的臣民们要“增进大众的福祉，增进共同的利益”，并且要“尊重宪法，遵守法律”。然后就是强烈地劝勉，要人民担负起义务，在即使无望取胜的冲突中也要奋力作战。诏书中说道：“无论发生了任何意外情况，都要勇敢地为国家贡献出自己，以此来保护和维持我们皇权的繁荣，使之与天地同存。”　
在其他大多数国家，这种诏书只不过是一个例行宣言，而且很快就会忘在一边。然而在日本，对于全国各地的学校来说，宣读《教育敕语》已经变成了一种宗教性的仪式。任何人如果要接触写有这些神圣词句的纸卷儿，都要按要求戴上白手套。有的校长不小心将诏书掉在地上，或者在宣读中发生了错误，就会采取自杀的方式来谢罪。这种事例确确实实地存在。发生火灾的时候，什么东西都可以不抢救，第一个要抢救的就是诏书，这种情况就更加不用说了。　
整个学校课程的设置都是以培养强烈的爱国心为目的，而爱国心又集中在天皇身上。课程中包括道德课。崇敬自然神迹的古代神道退隐下去，而由日本国家和天皇占据优先地位的好战的现代神道教则在道德课中取得了主导地位。在文部省制定的规则中，将历史教育的目标规定为“为了使儿童们理解帝国的基本特征，并培养他们的民族精神”。同样地，进行地理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向他们灌输热爱国家的思想”。　
一代又一代的日本中小学生遵守着“远距离的崇拜”的常规，每天早晨都向着皇宫的方向鞠躬60秒。孩子们还被教导说，在集会中，如果天皇偶尔莅临，他们必须低下头来，目光向地，以表示对他的崇敬。而且，老师们每天都要问男学生们：“你们最大的抱负是什么？”　
孩子们就会用稚气的嗓音异口同声地回答：“为天皇而死！”　
到时候，他们中间将会有上百万的人实现这一诺言。
从武士到实业家
为了建立一个防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控制的壁垒，同时为了建立起一个可以支持军事建设的经济，明治时代的日本把重工业当做了它的第一要务。由于没有任何基础，但因为惧怕外国的控制而拒绝外国投资，日本不得不白手起家，而且要独自摸索前进。日本明治政府处理问题时，采用的可能就是按照其他国家以前遇到类似情况时所采取的那些办法。　
“学习工业并克服其中的困难，是政府必须履行的一项责任。”一位明治时代的领导人　
这样说道。日本的财政收入大部分都是靠扩大土地税获得，依靠这个有限的资源，日本政府艰难地建立并经营着自己的工厂。开始时，工业建设的重点集中在战略性的军需品方面，只有到了后来才把重心转移到了消费品上，这样，整个工业体系就涌现了出来。日本的劳动力一直受到的教育就是要把繁重（而低薪）的工作看做爱国主义的体现，托这种教育的福，日本的新工业体系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即使说不上迅速兴旺起来，至少也是在稳步地增长着。　
虽然明治政府计划着保持对军事工业的控制，但它并没有打算永久性地占有私人企业。早在1880年，在《廉价出售工厂概则》的序言中就出现了转变的迹象：“那些为了鼓励工业发展而建立的工厂，目前管理得当，业务兴隆，对于那些应该由民间经营的工厂，政府将放弃其所有权。”　
除了极少部分之外，政府逐渐放弃了所有的非军事工业企业的所有权。一部分是以极低的价格出售给它认为特别有经营能力的个人和合伙者，其他的干脆分文不取地白送。古老的商人阶层的家族绝不是惟一的受益者，实际上，他们常常被认为过于谨小慎微，难以适应新的工业主义社会。另一方面，具有商业头脑的武士们发现了这是一个令他们大有作为的新的使命，就像一位明治时代的规划者所说的那样：“凭着他们历代培养出来的精神力量，武士们可以胜任任何工作。”　
极少数几个履行了这一使命的幸运儿后来都成为了日本工业中第一流的大实业家。他们手中的巨大财团，掌握着日本经济的每一个部门。他们被笼统地称为财阀，他们与政府之间的特殊关系，使他们的发展大大受益，但也遭到了次一等实业家的嫉妒。他们的成功虽是惊人的，但他们对于原材料的需求也远远超越了日本这个狭小国家的范围。从1868到1897的30年间，日本工厂的原材料进口量增加了5倍。日本之所以采取军事侵略的政策，部分原因就是为了满足工厂们不断增加的原材料需求。　
在那些推翻了德川幕府、领导了明治维新的人中，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武士出身。然而在日本迈向现代西方世界的最早步骤中，粉碎过时的德川封建体制显然是一个十分必要的内容。而武士正是德川体制的基础部分。法律规定取消阶级的区分，对于武士们的命令只是简单地要求他们停止佩戴作为其优越阶级地位象征的长剑。武士们的世袭薪金先是被削减了一半，后来又通过一次付清的方式被彻底取消。然而，对于这个几百年来只允许武士携带武器的社会来说，最令人震惊的还是一支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的常备军的建立。　
许多武士很好地适应了变革。他们变成了新兴的工业资产者，成为了政府官僚系统的骨干，成为了警察中的上层，以及新的军官中的核心部分。然而，其他的人却落到了十分潦倒的境地，不得不以典当盔甲为生，甚至因为买不起与身份相称的衬衣，而把白布缝在领口来假装。　
这些落魄的武士们出于仇恨在1877年发动了一场叛乱，当时羽翼刚丰的征兵制新军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将这场叛乱镇压了下去。新军的指挥官山县有朋以前也是一位武士，他堪称日本的军队之父。在评论他的军队第一次重大考验的结果时，山县有朋表示他很满意。他说道：“日本人，无论是否军人，都起源于相同的血缘。只要他们遵守常规的纪律，就一定能使士兵们达到祖先那样的英勇。”　
对于山县有朋这样的领导者来说，精神上的纪律的重要性丝毫不逊于武装手段。一位领导人说：“一个军队依靠的不是枪炮舰船，而主要是爱国主义的感情。”正是在明治时期的军队中，“武士道”这个词第一次广泛流传。这个词深深根植于日本的历史中，它包含了对诸多古代道德理想的追求，如自律、对上级的忠诚，以及面对死亡时的英勇无畏。
吸取帝国主义的教训
早在1890年，山县有朋就制定了一个计划，指出日本陆军“未来的明确方向”。　
他把日本的“主权线”界定为这个国家实际的地理边界。但危险的是，在所谓的“利益线”中，他却用语模糊。山县有朋写道：“如果我们要维持国家的独立，并且使之置身于强国之列，就必须不断推进并保卫我们的利益线。而不能仅仅满足于保卫主权线。”　
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日本的利益线使它的海军和陆军都远远地脱离了正轨。　
从19世纪的最后10年到20世纪的头40年这半个世纪的时间内，日本一直在追求太阳下更强大的地位，但其中的胜利只是一时，更多的是无穷无尽的挫败。这一段时间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日本的军国主义以及狂热的殖民主义。　
1894年，当中国军队被派去帮助朝鲜国王平定叛乱的时候，日本也抓住机会以此为借口进行武装干涉。在为期九个月的喧嚣的战争中，日本军队把中国军队从朝鲜赶了出去，并且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