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西风凋碧树》第30章

童贯使辽并未打探到有用的信息，但他回国途中道次辽南京析津府卢沟一地时，却有了一个重大的收获：遇到了一位奇士。
此人名叫马植，本是辽之大族，官至光禄卿，但在辽朝的名声不太好。也许是这个原因使他产生了报复心理，在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十一月份的一个黑夜，马植秘密地来到童贯下榻的馆驿，自称有平燕之策，请求童贯接见。童贯与其一谈，大为惊喜。
马植此时已俨然是宋国臣子的口吻，他的计策是：女直对辽人恨之入骨，而辽天祚帝又荒淫失道。本朝若自登、莱一带涉海而渡，即可联络女直相约攻辽。此计得到童贯的极力赞成，遂易其名为李良嗣，载与俱归，荐于朝廷。
从海路上溯径至幽燕之北，这条路线一直就有人走过，并非新鲜之举。建隆年间，就有女直人取此道泛槎而下，至登州卖马，只是在后来渐渐中辍。百余年来，因为该地接壤诸蕃，帝国政府一直严禁商贾舟船取此道北上。因此朝廷讨论下来，都认为轻开此路对中国不利。但徽宗不死心，又单召马植详细询问。马植坚持己见，认为辽国必亡，他对皇上道：
“陛下念旧民遭涂炭之苦，复中国往昔之疆，代天谴责，以治伐乱，王师一出，必壶浆来迎。万一女直得志，事不侔矣。”
马植的话从理论上当然不错，他的慷慨陈词也足以打动好大喜功的天子，于是又赐其姓赵氏，正式改其名为赵良嗣。徽宗虽然没有立即采取行动，但无疑却把马植的主意深深地记在了心里。灾祸的种子就这样种下了。
从军事上说，这确实是一条妙策，内外夹攻，出其不意，没有比这再好的战略；从原则上讲，收复故疆，吊民伐罪，更是王道的要求。行此大业，不仅能尽雪前耻，尚能建不世之勋，也是天子义不容辞的责任。但若冷静思之，事情却并非这么简单。
第一是本朝在西边的胜利并不能表明帝国有能力重开战争。财政上的困难不论，军队的实力也并非如天子想象中那么强大。特别是北边一线，百余年来没有大战的考验，其战斗力实在是要打上一个问号。励精图治整军经武不仅需要清明的政治和仁德天子的感召力，更需要时间和具体策略，以本朝目前的政治军事现状，委实是不能轻举妄动。
其次是臣民的心中已彻底放弃了武力强国的幻想而趋向于务实。正如熙宁开边引起激烈非议一样，赵良嗣的建议之所以在一开始就遭到反对，正是这种心理在作怪。若非蔡京的擅权使朝政形成了一言堂的局面，还会遭到更加强烈的反对意见。人心厌战，这是最最主要的抵触力量。
另外就是一个道义上的因素。本朝虽然曾经蒙耻于辽国，但自澶渊之盟后，长期的和好已使双方成为实际上的盟国，尽管每年的岁币在心理上多少有点说不过去，可辽人不再刻意为敌则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的传统是讲究信义，本朝则更是一个泱泱礼义之邦，如何又能撕毁盟约而做出这等禽兽不齿之举？！从另一方面考虑，谁又能保证女直得志后不生虎狼之心？唇亡齿寒、假道灭虢是立即就能想到的教训，后来不少人坚决否定夹攻之议就有这方面的理由。
徽宗显然没有对此事深思熟虑，同童贯一样，天子一开始就为赵良嗣的这条计策兴奋不已。朝议提出的不利因素只是暂时打消了他的想法，并没有引起他的足够重视。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九月，阿骨打率各部兵共二千五百余人向辽进攻，拔寨掠地，俘获甚众。十一月，辽师反击，在出河店被女直打败，阿骨打乘胜进兵占据辽东。翌年，阿骨打即皇帝位，国号“大金”，建年号曰“收国”。建国伊始，阿骨打即亲自领兵攻占辽国重镇黄龙府。九月，辽天祚帝统领举国主力共十数万来伐，又被金军击溃，天祚帝狼狈而逃。此后的两年中，金军又攻占了辽之东京等地的大片领土，锋芒直逼中京大定府和上京临潢府，辽祚气数已奄奄将尽。宋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七月左右，辽国东京府苏州地区（今辽宁金县一带）的一些汉人约二百余人为避战乱，乘坐一条大船欲往高丽，不巧遇风，被吹到宋界驼基岛。这些人的到来，使金军攻伐辽国且已打过辽河的消息传到了朝廷。
徽宗闻之大喜，急召蔡京、童贯商量，两人建议朝廷派人以买马为名前去访闻虚实。但第一次派去的人因为怕事，到了金人攻下的辽国苏州地界后不敢上岸，转回青州，却谎报女直不纳。经过青州安抚使崔躬直的调查，朝廷发现了他们的渎职欺骗行为，徽宗下令严惩之余，于重和元年（公元1118年）八月又派马政、呼延庆两人再往。这时，天子“联金攻辽”的想法已经形成，尽管这个决策遭到了很多人的非议，但在蔡京、童贯的坚持下，徽宗终于未能拒绝这个强烈的诱惑。
第三部　半壁河山第3节　一语道破天机
这场交涉进行得十分艰难。往来不便是一个原因，但主要还是双方的主观态度所致。出于对辽国的负疚心理和道义上考虑，朝廷在一开始时采取了极其秘密的方式，事既暧昧，目的性也很不明确。因为名义上是去买马，所以出使人选是两位低级官员，并不负有全权责任。宋金之间从没有外交上的接触，相互之间都不甚了解，这使得金人很不信任马政等人，金国边将对他们百般刁难，使之在十月中旬才见到金帝阿骨打及大臣宗翰等人。金朝于十二月遣李善庆等三人回访时，反而赍带国书及贽见之礼，相形之下，倒比宋朝正规而有礼节。
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正月，李善庆等来到东京，双方初步达成了夹攻之议。但宋朝派人与李善庆渡海报聘走到中途时，由于徽宗轻信了辽金之间已成达妥协的情报，下诏令使节人员不必前往，只派呼延庆送李善庆归国。这个轻率的举动引起了金人的不满，也暴露出朝廷对这个重大举动并没有周密的准备和详尽的计划。当然，才疏意广的蔡京、童贯之流也根本就做不到这一点。
更大的失误还在后面。到了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事态已经十分明朗，在金兵摧枯拉朽般的攻势下，辽国外战未胜，内难先作，废立叛亡之事相继蜂起，已呈土崩瓦解之态。此时，徽宗仍然躲躲藏藏，不敢明令出师，只是宣密旨于童贯，命他见机图复燕云之地。童贯受命后第一个想到的却不是整军肃武积极备战，而是想依靠外援走一条捷径，于是在这年的二月建议派赵良嗣、王瓌再度赴金商议夹攻。
事情紧急而机密，因此天子只是给了两位专使“奉旨面议”的口谕，并不另赍国书，而以一通御笔手诏代之。这道手诏只有简单的几句话：“据燕京并所管州城，原是汉地，若许复旧，将自来与契丹银绢转交，可往计议。虽无国信，谅不妄言。”
手诏的文字不仅语意不明，而且逻辑混乱、态度卑弱，在外交上先折了锐气。燕京等既原是汉地，又何谈“若许”两字？双方既是平等协商共图辽国，根本就不能首先示弱而允诺“将自来与契丹银绢转交”。这明显反映出天子和主事者既未能审时度势，也并没有彻底洗刷祖宗耻辱的大志，他们只想到燕云一地，并想当然地以为可以用金钱财物来换取。殊不知，被动地接受他人的施舍只能是自掘陷阱。果然，阿骨打与赵良嗣讨论岁币数额时不同意三十万两的数目，他的理由很充分：契丹占有燕京，尔南朝犹与之五十万，今将燕京还与贵朝，如何只给三十万？！良嗣无法自持，只能答应。更糟糕的是，燕云共有十六州，天子在手诏中笼统地只提“燕京并所管州城”，给赵良嗣的谈判造成了极大的被动，金人坚持所议者只是燕京一地，其他不在商讨范围之内，尽管良嗣竭力争取，金人始终不松口。也难怪，金人本不想轻易地将血战而来的长城以南原有汉地尽数归还，这势必在今后的战略攻防上要吃大亏，现在既然你只提燕京，正好顺水推舟。良嗣归来后，朝廷才发现铸成大错，于是赶紧补救，又派马政复赍国书报聘，对要求归还的所谓“五代以后失陷诸州”的燕、云十六州进行了详细的说明，但已经于事无补。金人的态度强硬，不仅认为平、滦、营三州不属燕京，对原答应的西京大同府也不予承认。宣和二年（公元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