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西风凋碧树》第42章

到歪打正着，一下竟击中了高宗的要害。天子也没有认真想一想，狡诈多端的金军哪一次大兵压境时，像这样“先事以告”过？！
比起十多年前的惊恐万状，帝国的整体心态已趋向于稳定，朝野反对和议的呼声高涨，至少证明现时的民心士气可用。以帝国目前的实力，假如上下激励、同仇敌忾，也未必就不能再与金人决一死战，虽不一定能直取河朔，保住淮水一线当不会有太大问题，又何至于主动示弱而未战先降？
即使单从天子的利益考虑，我们的高宗皇帝似乎也没有必要如此屈辱苟和。能够成功地保住宋室的国脉，这已经让许多人为之额手称庆，再加上十多年的惨淡经营，我们的天子已经为自己奠定了稳固的基础，就算金人施以辣手，把钦宗从五国城请到汴梁，也未必就能对现在的大宋皇帝构成威胁。当然，宗弼如果把钦宗送回到临安，这倒会使南渡政府产生一点麻烦。不过，和与战的主动权一直都在金廷一方，两国交兵时金人固有理由不放钦宗，但说不定在双方媾和后，金人反而会弄出送返宋室旧帝的伎俩，这都是很难保证的。高宗是个聪明人，他不会不明白其中的道理。
既然如此，我们的天子无心恋战、不惜屈服的原因何在？特别是默许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杀掉了岳飞，表现出高宗不仅已经对和议义无反顾，而且从根本上彻底放弃了武备。这种自毁长城的做法对于一个刚刚得到恢复，并且依然处于强敌威胁之下的政权来说，无疑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径。
有一种说法是高宗不能容忍武将势力的坐大。这种见解基于这样一种考虑：如果一味持久抗战下去，除了三大帅将越来越难以控制外，还很有可能产生新的军事势力。因此，天子要收回三大帅的军权，并且纵容秦桧杀掉岳飞。这个解释或许有一定道理，但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
限制武装固是本朝的国策，高宗因为登基不久就曾遭逢兵变，从而对将领手握重兵心存顾忌也不难理解。但按常理来说，兔死狗烹是和平局面下的事，眼下国家正灾祸未已，岂可因所谓尾大不掉的担心做出这种荒唐之举？中兴以来战事频仍，武将确实也有恃功娇纵的一面，但尚还没有发展到囿于个人得失而不顾国家利益的程度；同时，帝国如果与金军打上持久战，也就是勉强维持淮水以南而已，更不可能取得完全的胜利。另外，三大帅内调后，都已经明确表示放弃兵权，另一位资格较老的刘光世也在不久之后称病赋闲。天子即使有心，也没有这个必要再动杀机。
一切的一切其实很简单。高宗是一位天子，无上的地位决定了所有登上这一宝座的人都不免迥异于常人。因为天子可以做几乎一切事情，所有理论和规范都是在这一前提下制定的，尽管它们在表面上看起来冠冕堂皇。从历史上看，天子过分的随心所欲也许会带来危及本身的祸端，但这仍然不过是一个空洞的经验教训而已，天子们有遵守帝王规范的义务，但并没有不得不去遵守的限制。因而他们要做的事情只是因为他们想做，他们只要想做就一定会去做，国家和民众的利益并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即使独夫们每每以道义作为标榜，然而从根子上讲只不过是一种借口而已。所有的皇帝并非都是低能儿，如果能使自己从心所欲，又何妨讲一点手法？这样的例子实在是不用多举。归结到高宗的身上来，我们的第十位天子的机会是上天所赐的，这个机遇来得太突然而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它让高宗在欢欣鼓舞的同时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他必须绝对珍惜这样一个上天的礼物。早年的经历更加剧了这样一种心理障碍，他已经变得脆弱不堪，几乎所有的风吹草动都会使他草木皆兵。眼见的事实和确凿的逻辑也并不能帮他的忙，高宗在后来已经不知道怎样分析利害得失了，他就只知道“和”，无论何时何地何种情形，只要能求得哪怕是一纸空文的和平，他都能感觉到最彻底的满足。对这样一种病入膏肓的人主而言，除非把未来的一切放到他的面前，否则他就永远无法改变已经形成的禀性。所以，二十年后金兵再一次南侵时，高宗便宁愿去当太上皇，他已经没有丝毫的勇气再去面对如临深渊般的恐惧。
只要有这样一位天子存在，就一定会有秦桧这样的人。
事实已证明秦桧是一个无耻之徒，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不顾一切。因此秦桧孜孜以求的投降动机只能归咎于我们的天子，是皇帝的需要赋予了他动力和源泉。贪生怕死、全无操守的人虽然也有他的处世原则，但绝不可能对任何事都一以贯之、始终坚固，所以即使他确为金人的奸细，一旦身居高位后，也并无绝对的理由再为金人奔走效忠。如果秦桧当初可以为身家性命而卖身投靠，现在也可以为高官厚禄而纳宠新主，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
秦桧的成功在于他从里到外都与天子达成了高度的契合。高宗没有什么强烈的癖好，秦桧也没有蛊惑人主的奇巧诡异之术，因此这种亲密无间就绝不是性情之合，而是为了某种功利的认同，这就是从权变通、一切为一己得失考虑的路线，为保存自己而不惜任何代价的强盗逻辑。假如高宗是一位好战的天子，秦桧一定也会努力把自己打扮成以雪耻兴复为己任的志士。
秦桧当然也自有他的手段来保持这种契合。早年提出的二策没有落到点子上，反倒迫使他采取了更巧妙的策略来抓住天子的动向。本朝不比以往，没有宦官可资利用，也无法攀附后宫作为依托，因此秦桧发展了一位天子御医王继先成为自己的亲信，同样在皇帝身边找到了一位通风报信者。王继先是汴梁人，世代为医，他本人也是由于医道高明而受到了高宗的宠信，成为天子身边惟一能说得上话的近臣。高宗之所以对一名御医如此宠爱，有一个原因也不能不提。那就是建炎三年（1129年）扬州惊变落下的那场严重的疾患，使天子病于“熏腐”。人道既失，为己身的快乐以及宗脉的延续考虑，都必须尽可能地加以治疗。因此继先得以凭恃恩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上窜下跳，势焰熏灼。秦桧当然不会放过援引的机会，所以让妻子王氏与继先拜为兄妹，两人联手，对双方都有好处。秦桧其实是很不轻松的，他必须始终为巩固自己的地位殚精竭虑，于是人们常常可以看到他乘轿、骑马或默坐时，经常是嚼齿动腮若有所思，好像是在筹划什么重大的决措。阴险者的嘴脸，往往如是。
高宗皇帝之外，秦桧的妻室王氏对秦桧的一生也起了一种异乎寻常的作用。秦桧本人就说过，若不是王氏给他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他是不可能使金酋完颜昌答应让他们夫妻同时随军的。确实，王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一直是秦桧的主要智囊和谋主，因而秦桧北去时要王氏同行；出任伪职随军南下，他也要想尽办法把王氏带在身边。最后临机应变仓皇逃走时，犹不惜冒险与王氏同生共死。这似乎不能单纯以秦桧夫妻情深的理由来解释，要知道国破家亡之时，往往变故突发，绝大多数人都不免骨肉分离、妻离子散，要都像秦桧一样面面俱到，根本就无法照顾自己，又何论保全妻孥。所以当秦桧南来后，朝士们都奇怪秦桧竟能与家偕归，由此而怀疑其中有没有一些不可告人的东西。
无论秦桧如何逃脱，无论其夫妇感情如何，他离不开王氏是可以肯定的，秦桧在很多方面确实都要靠他这位贤妻为他运筹帷幄。岳飞下狱后曾有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能定案，当时就有不少传说，认为是相府闱阁中拍了板才促使宰相最后下了毒手。无风不起浪，假如这些传说并非全都是无稽之谈的话，王氏的不简单就可略见一般了。
王氏算得上是名门之后，其祖父就是当年被人戏称为“三旨相公”的王珪，在神宗后期及元祐太后掌权初期担任过十五年的宰执。王珪这个人基本上属于折中派，在变法与反变法的夹缝中起过一定的缓冲作用，就客观效果而言，对变法也有一些贡献。王珪有两个儿子，一曰王仲山，一曰王仲薿，王仲山就是王氏的父亲，大约是在秦桧中进士后不久，以二十万贯的嫁妆，把女儿嫁给了这位南方人。
王家的人继承了王珪赋性不坚的特点之